一阵不算激烈但语调急促的争论声从隔壁的医生办公室兼会议室传来，说的是英语，间杂着生硬的中文。

    孙仪之不用看就知道，肯定是“那几位洋大夫”又在开会或者说，又在为稀缺资源的分配“争吵”。

    他放轻脚步走到门边。

    只见留着浓密胡须、戴着圆圆眼镜的马海德大夫正指着墙上的统计表格，用他特有的、慢条斯理但固执的语调说着：“……基于上个月的数据，外伤后感染引发的高热，使用青霉素后平均退热时间缩短了四十个小时，并发症发生率降低百分之三十五。

    我认为，应该将现有青霉素用量的至少一半，明确预留给这类明确指征，建立标准流程，而不是……”

    “乔治，标准是死的，人是活的！”一个更高、更急切的声音打断了他。

    他语速很快，中文里夹杂着更多的英文单词，手指不耐烦地敲着桌面。

    “你看看外面！看看那些等待手术的骨折伤员！开放性骨折，清创是否彻底直接决定生死和残疾！

    在手术中局部应用青霉素冲洗，能极大提高保肢成功率！难道要等他们感染发烧了再用？那是浪费！是耽误！”他面前摊开着几份病历，上面用清晰的英文写得密密麻麻，还画着简图。

    旁边，略显沉默的德国医生汉斯米勒推了推眼镜，试图调和：“或许，我们可以根据伤情严重度和感染风险，制定一个评分表……”

    “评分表？等你的评分表做完，细菌已经在伤口里开派对了！”大夫几乎要挥舞手臂，他转过身，正好瞥见门外的孙仪之，立刻像找到了新的申诉对象。

    “孙！你回来得正好！我们需要更多的青霉素！不是明天，是昨天！还有，X光机！我们只有两台能用的老爷机器，还总出毛病！从前线送下来的伤员，很多需要透视定位碎骨片，可我们只能靠手摸！这是对伤员不负责任！”他蓝灰色的眼睛里燃烧着混合了疲惫、执着与愤怒的火焰，那是看到希望却又被现实紧紧束缚的焦灼。

    公义铁匠铺一共提供了5台X光机，但在医院如此高频率的使用下，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问题。

    特别是梁沟机器制造厂生产的部分，经常出现问题。

    孙仪之走进去，苦笑着示意大家坐下。“马大夫，汉斯，我都听到了。青霉素的产量在爬坡，但菌种培养、提取提纯，每一步都像是在走钢丝，快不起来。新的发酵罐正在安装，下个月产量应该能增加一些。至于X光机……”他顿了顿，“上次从敌占区拆运回来的那套，配件终于凑齐了，程部长他们保证，这个星期内能让第三台投入使用。

    另外，军工部还试制了一批简易的携带式荧光屏和配套的防护铅围裙，虽然简陋，但或许能辅助一些简单的透视定位。”

    大夫听到“第三台X光机”时，眉头稍微松了松，但听到“简易荧光屏”时，又忍不住嘟囔：“玩具……总比没有强。”他随即又想起什么，语速更快了：“还有手术安排！孙，我一天最多能做四台，不，如果都是复杂的，三台就是极限！可你看看名单！”他抓起一份长长的名单。

    “这些人都在等着！等一天，感染风险就大一分，肌肉萎缩就更重一分！我需要更多的人手，更多的合格助手，而不是让我把时间花在教他们怎么正确使用止血钳上！

    有时候我真想放下手术刀，去长治城里转转，看看那里的医生是不是也这么头疼！”这当然是气话，谁都知道，这位倔强的大夫恨不得一天有三十个小时待在手术台和无影灯下。

    听着这些熟悉的、永无止境的“抱怨”关于药品永远不够，关于设备永远短缺，关于合格的医护人员增长远远跟不上需求孙仪之最初那点头疼的感觉又泛了上来。

    这位大夫对工作的苛求和对伤员的极度负责是出了名的，他的脾气也像他的手术刀一样直接锋利。

    但很快，孙仪之又慢慢释然了。

    他看到的，是抱怨背后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在两年多前，这里连最基础的阿司匹林都时常断货，手术器械五花八门且锈迹斑斑，至于X光机？那是梦里才有的东西。

    伤员转运靠人背肩扛，很多重伤员根本撑不到这里。

    而现在，虽然青霉素依然需要按毫克计算着用，但毕竟有了；虽然X光机只有两三台还老出故障，但毕竟能用了；虽然阿司匹林不能包治百病，但每天确实有源源不断的白色药片从生产线下来，进入药房，再分配到各科室。

    手术室从一间增加到三间，消毒设备从一口大锅升级为专用的高压蒸汽消毒器。

    护士训练班已经办到了第五期，教材从最初的手抄本变成了油印的、带插图的册子。

    这些变化，是实实在在的。

    它们没有让工作变得轻松，反而因为收治能力的提升和医疗标准的提高，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和更激烈的资源争夺。

    但这是一种“甜蜜的负担”，是发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