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中国最富庶的财税重地和工业、商业中心。

    同时也是抗战前国民政府控制的核心地区。

    控制或有效影响这一区域，就等于卡住了国民党政权未来赖以维持战争、恢复元气的最大经济命脉。

    即便不能完全占领，只要中共武装力量在此存在并形成割据，就能大幅削弱国民党从该地区汲取资源的能力，从而在根本上降低其长期战争潜力。

    这是一种着眼全局的挖根策略。

    其二，为战后局势预作准备，争夺战略主动权。

    这一部署具有深远的政治前瞻性。

    随着日军显露出败象，战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如何演变已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

    率先以抗战收复失地的名义进入江南核心区域，不仅能扩大解放区，获得更广阔的人口和资源基础，更能在此关键地带建立起坚实的力量存在。

    这为抗战胜利后，无论是争取和平民主新阶段，还是应对可能发生的国内冲突，都赢得了至关重要的战略支点和行动空间。

    它使己方在未来的政治谈判或军事对峙中，处于更加有利和主动的地位。

    因此，南下的决策，是在清醒认知当前军事风险的前提下，为赢得未来战略主导权而进行的一次大胆而必要的出击。

    它并非简单的攻城略地，而是将军事行动与政治、经济大棋局紧密结合的关键落子，旨在从根本上改变国共之间的力量对比态势。

    而随着南京一战而下，中国派遣军司令部迁往上海，这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快速变化着。

    第三百八十二章昨日黄花

    江南日军数量有限，长江防线漏洞百出，还只是试图依靠城市进一步拖延渡江部队的前进速度。

    但渡江的前卫，接到的命令是前锋部队快速推进，攻击不顺就安排二线部队协助，要抢时间控制更多的江南地区。

    只是日军此时作战意志和能力已经极度削弱，加上兵力非常空虚。

    苏南和浙北地区只有第60、70两个师团，哪怕从华中抽调回来一些部队，总体数量也非常少。

    各地只能依靠汪伪政权的部队。

    比如伪苏州绥靖公署，由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兼任主任，统辖第一方面军及苏南各部伪军。

    苏南作为伪政权核心区域，驻有伪军事委员会直辖的警卫部队、税警团以及第一方面军等正规伪军，各县区还有人数不等的自卫团。

    浙北地区：由伪杭州绥靖公署管辖，下辖第十二军等部队。

    总体规模不小，但作战能力极为弱小。

    南京、镇江等要地只经过不太强烈的攻击就相继光复，并未让南野部队停下脚步。

    主力在留下一部严密监视西侧虎视眈眈的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的同时，继续向东疾进，兵锋直指上海、杭州。

    对于这支在安南事中双手沾满新四军鲜血、如今又急切北上摘桃的第三战区部队，南野上下，尤其是新四军官兵，始终保持最高警惕，将其视作比残存日军更需要防范的对手。

    然而，东进之路出现了意料之外又似在情理之中的转折。

    当南野先头部队进抵湖州时，发现驻守杭州的日军并未选择固守或东撤上海，而是弃城南走，经绍兴向宁波方向退却。

    杭州，这座重要的省会城市，几乎是被日军拱手让给了正从浙西急速北上的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

    消息传到重庆，常凯申的心情复杂。

    他既对日军如此不扛打、轻易放弃杭州感到意外，更对南野部队渡江后进展之神速、兵锋之锐利感到极度不安和恼怒。

    南京的易手已是沉重打击，若让中共部队再下上海、杭州，国民政府的威望和国际观瞻将跌至谷底，未来将真的被压缩在西南一隅，难以施展。

    他不能再犹豫，严令陈诚统一指挥第五、六、九三个战区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加速向武汉地区挤压，力求尽快歼灭或击退困守武汉周边的日军第11军，夺回华中重镇，打通长江中游，以扭转政治和军事上的被动局面。

    但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1944年的国民党军，其战斗力已严重衰退，远非抗战初期可比。

    面对在长期消耗和八路军打击下同样虚弱、且孤立无援的日军第11军残部，国民党集结的近六十万大军，推进却异常缓慢、艰难。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长期的战争消耗使得部队兵员疲敝，补充的新兵训练不足。

    有庞大的军队规模与后方萎缩的生产、运输能力严重不匹配，导致弹药给养时常不济，士兵饥饿、疾病减员甚至超过战斗损失。

    派系倾轧、指挥不灵、保存实力的现象在高级将领中依然普遍。

    严重的腐败侵蚀着部队的肌体，吃空饷、倒卖物资屡见不鲜，严重挫伤士气。

    敌后战场力量的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