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进行试探性布局，或许是一场值得冒险的、关于未来的押注。

    这不仅是经济计算，更是一种政治表态的提前铺垫。

    有的实业家，派遣绝对亲信、同乡子侄，以回乡探亲、处理祖产甚至考察市场为名，携带少量资金或非核心的轻型设备，北上或东行，尝试进入根据地。

    他们的任务不是立即设厂，而是看一看政策是否稳定、治安如何、原材料和销路是否真有保障、与当地工商管理部门打交道是否顺畅。

    这些试探性的接触和信息反馈，逐渐在工商界顶层的小圈子里累积。

    当他们确认，在那些地区，虽然条件艰苦，但确实没有国民党官僚体系的致命盘剥，生产过程能获得一定保障，利润虽薄却可预期时，一种新的共识便开始萌芽。

    与其在西南坐以待毙，不如分散风险，在更广阔的区域布局未来。

    比如申新纺织他们本来就在原日占区里有大量的工厂，现在也都逐渐开工生产。

    这就使得与根据地的经济联系，从一个禁忌的话题，逐渐转变为一种务实的选择，甚至是一种带有政治意味的两面下注。

    44年底，迁川工厂联合会等六大团体共同发出的那份要求政治民主、扫除官僚资本的联合声明，正是在这种暗流涌动下爆发的公开政治信号。

    它标志着民族工商业对国民党的绝望已到达顶点，其诉求与中共新民主主义纲领中的经济部分产生了强烈共鸣。

    当领导系统阐述保护并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时，在工商界听来，这不再是遥远的宣传，而是对他们在重庆沙龙里密谈内容的一种正式回应，是对他们东迁试探的一种政策背书。

    尽管大规模迁移在战争结束前仍困难重重，但思想的转向和网络的铺设已经完成。

    一条从国统区通往根据地的、由经济利益驱动、经政治计算强化的隐形桥梁，已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悄然架设。

    工商界的精英们，正在用脚和资本，为即将到来的大变局，准备着自己的位置。

    而在平王村，陈远获悉这些消息时，他认为还是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近代史里，有着不光彩的一面，但更有其有利的一面。

    关键在于引导和规范。

    哪怕是后世，这个阶级也是有有利的一面和落后的一面。

    以现在根据地政府掌控重工业和部分原材料生产的局面，这些民族资产阶级，根本就翻不起大的浪花。

    这已经不同于50年代的情况，根据地掌握了真正的工业力量，完全可以摆脱对他们生产管理和技术的依赖。

    这种情况下，他们只是有益的补充，而不是关键的生产力量。

    要利用他们的资本和部分技术，扩大民用产品的生产。

    而国家控制上游原材料的生产，从而影响这些民族资本的发展。

    ……

    这时面对国内外要求其政治改革的压力和国内日益高涨的民主呼声，国民党当局显得被动而顽固。

    1943年，常凯申发表《中国之命运》，强调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立场。

    虽然为敷衍舆论，国民党也曾许诺战后还政于民、召开国民大会，但其一切安排均以维持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法统为前提，坚决拒绝任何实质性权力分享的联合政府主张。

    其所谓宪政，不过是给一党专政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

    这种顽固态度，使其在政治上日益孤立，与汹涌的民意背道而驰。

    抗战后期，随着根据地军事实力与政治影响力的显著增强，国内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根据地方面并未恃强示硬，而是主动塑造“包容、和平、共建”的政治形象，强调其武装力量旨在自卫与保护民生，并愿在公平框架下整合全国力量，推动政治开放。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重庆当局坚持一党专政，治理混乱，人心渐失。根据地的务实政策（保护实业、尊重人才、发展民生）与开放姿态，赢得了国统区民众、中间党派及知识界的广泛理解与支持。他们视根据地为打破僵局、推动民主改革的希望，并积极为其发声调解。

    因此，当时的力量对比不仅体现在军事战线，更体现在人心与人才的“隐形战线”上。大量技术人员、学生与工商业者用脚投票，奔赴或留在根据地，而美国观察家也注意到国民党在争夺民心上正节节败退。根据地的政治策略成功地将其军事实力转化为了强大的政治与道义优势。

    他们提出来要用还都，来将中共挤出江南，根本就实行不了。

    ……

    国内为胜利后的命运进行斗争之时，在远在黑海的克里米亚利瓦季亚宫内，远东议题的讨论，在一种冰冷的、近乎于政治清算的氛围中展开。

    这时已经没有了战略协作的讨论，只有对战后势力范围与既成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