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粮，还给他房子住，给他粮食吃。

    像刘德厚这样的人，不是少数。

    从夏到秋，仅河南一省，越过封锁线逃入根据地的农民就有十几万人。

    安徽北部的情况也差不多。

    国统区的农村正在经历一场缓慢而彻底的瓦解壮丁被抓走了，粮食被征走了，土地抛荒了，剩下的老弱妇孺无法维持生计，只能背井离乡。

    而他们逃亡的方向，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向北向东。

    武汉，汉正街，清晨。

    王德昌杂货铺的老板王德昌正在卸门板。门板刚卸下一块，他就看见街对面的绸布庄门口贴了一张新的告示。

    他走过去看了一眼，是市政府税务局的通知：即日起，对外来输入商品征收特别消费税，税率百分之五十。

    这个外来自然就是根据地的商品，美国货他们也不敢征收。

    王德昌骂了一句，转身回店。

    他店里卖的东西，大半都是从“那边”进来的。

    永大的食盐和纯碱，太行产的香烟和火柴，根据地的棉布和煤油，还有蜡烛、肥皂、五金工具、小件农具这些东西质量好，价格便宜，顾客认。

    从44年开始就已经进入了武汉，到了45年三镇光复，更是成为了市场上的主流货物。

    隔壁街上那家专卖美国货的铺子，卖的洋蜡又贵又不禁烧，一晚上就化成一摊油，哪有根据地的蜡烛实在？

    可现在政府要加征百分之五十的税，这生意怎么做？

    他正发愁，一个熟客溜进店里，压低声音说：“老王，你这边还有没有那种煤油？我家里的洋油灯快断了。”王德昌看了看门外，从柜台底下摸出一罐五加仑的煤油，用报纸裹了，塞给熟客：“小心点，别让人看见。”熟客付了钱，把油罐藏在布口袋里，匆匆走了。

    王德昌叹了口气，只是政府明面上查得紧，但私底下，哪个当官的不在用“那边”的东西？

    税务局长的太太身上穿的旗袍，就是从根据地走私过来的太行蓝做的，比武汉本地织染的土漂亮得多。

    警察所的办公桌上，摆的也是根据地的蜡烛。

    他们一边查，一边用，查的都是平头百姓，用的都是自己人。

    只是他看着是手里的法币，想着赶紧兑换出去。

    这钱上午还是一个价，下午可能就又跌了一成。

    午后，王德昌关了店门，去码头接一批货。

    货是从岳阳那边过来的，走水路，绕过了稽查站的检查。

    发货人是他在长沙的一个老相识，做的是以货易货的买卖根据地需要粮食和棉花，国统区需要工业品和食盐，两边各取所需，中间的差价就是利润。

    王德昌在码头上等了一个时辰，才看见那条乌篷船靠岸。

    船老大递给他一张货单：棉花二十担，芝麻五担，桐油三桶。

    王德昌赶紧把手里的法币付了出去，雇了脚夫把货搬上板车，趁着天色渐暗，沿着小巷子拉回了店里。

    他知道这是走私，抓住了要坐牢。

    但不做这个生意，他的店就开不下去。

    武汉市面上，凡是跟根据地沾边的商品都好卖，凡是正经渠道进货的都赔钱。

    原因很简单根据地的东西又好又便宜，国统区的东西又贵又差。

    这不是什么玄妙的道理，这是摆在每一个消费者面前的事实。

    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学生陈明远坐在宿舍的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本《大众哲学》和一叠报纸。

    报纸上的新闻让他越看越烦。

    头版是政府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宣称“政治协商已获阶段性成果”，第三版是社会新闻，报道某地公务员数月领不到薪水的窘况，第四版是经济版的豆腐块文章，说本月物价指数又上涨了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十五。陈明远在心里默算了一下，上个月物价涨了百分之十五，上上个月涨了百分之十二，再上上个月涨了百分之十八。

    照这个速度，一年下来物价就要翻五番。他父亲在老家县城当小学教员，每月薪水折合法币还不够买一袋米。

    他母亲来信说，家里已经连着两个月没吃肉了，弟弟妹妹面黄肌瘦。

    陈明远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学校的伙食越来越差，早饭是一碗稀粥加半个馒头，午饭和晚饭是糙米饭配青菜，偶尔有一片薄得透光的肉。

    吃不饱饭还不是最让人绝望的。

    最让人绝望的是看不到出路。

    身边的同学，有的加入了三青团，整天喊反共口号；有家境好的沉迷于跳舞喝酒，今朝有酒今朝醉；有的埋头读书不问世事，仿佛外面的混乱与自己无关。

    陈明远哪一种都不想选。

    他开始偷偷听根据地的广播，从短波里传来的声音，说的是另一种语言不是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