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它可以装更多人。”

    这是旅长非常看重的一点，单架可以装更多的兵力和装备，就可以一次空投更多。

    运一的载员能力确实比C-47强出一截。

    按照全副战斗装具计算，每名伞兵加上主伞、备份伞和随身武器弹药，总重约一百公斤。

    运一在这种状态下可以装载三十八到四十二名伞兵，对应的载重约四吨。

    如果携带更多重武器比如把迫击炮座板和额外弹药箱也分摊到个人身上载员数会降到三十二到三十六人，但火力密度更高。

    作战规划时通常按每架三十六到四十人计算，留出余量给伞包磨损备件和舱内系留设备。

    相比之下，C-47在全装状态下通常只能塞进二十四到二十八人，差距是明显的。

    跳伞节奏也更快。

    运一的跳伞门有效净宽约一米五到一米六，伞兵离机时不容易蹭到伞包。成组跳离的节奏大约是每秒一人，一机架次清空三十六到四十人只需要不到一分钟。

    旅长在训练笔记上写过一句话：“绿灯亮起，排长第一个蹬出去，后面的人一秒一个，白烟一闪一闪地坠进雪幕不到一分钟，舱内地板就空了。”

    更重要的是，运一让成建制的重装备空投成为可能。

    此前伞兵落地后只能依靠随身携带的轻武器作战，迫击炮和重机枪等重火力很难随同步兵一起空投，往往需要另行运输或就地缴获。

    运一的货舱内安装了钢索滑轨系统，可以快速悬挂和释放重物。

    在一次演练中，一架运一在十几秒内将一门轻量化迫击炮和数十发炮弹全部投出，落地后几分钟内，迫击炮即完成了组装并进入射击状态。

    旅长在当天的训练日志上写下了一行字：“具备了成建制、重装备空降的基本条件。下一步重点是夜间和复杂气象条件下的空降训练，以及与地面部队的协同配合。”

    训练还在继续。

    跳台上的伞兵一个接一个地跃下，在空中短暂停留，然后落入雪地，溅起一片白色的粉末。

    远处的停机坪上，几架运一的发动机正在试车，螺旋桨搅动着寒冷的空气，发出低沉而有力的轰鸣声。

    那声音穿透凛冽的寒风，在空旷的训练场上空回荡，像是在宣告着什么这支部队，已经准备好了。

    只是军事上的许多准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能让外人知道。

    47年初春，上海苏州河畔的一栋小洋楼里，灯火亮到了深夜。

    这里是吴蕴初的宅邸。

    客厅里坐着七八个人，都是上海工商界叫得出名字的人物纺织业的、化工业的、机械制造业的，还有一家航运公司的老板。

    茶几上摆着茶水和点心，但几乎没有人动。

    气氛有些沉闷，像暴雨来临前那种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安静。

    他们刚刚送走了一位从三镇来的客人。

    那位客人是南方政府经济部的一名参事，绕了一大圈关系找到其中一位老板，希望能安排一次与沪市工商界代表的“非正式座谈”。

    座谈会上，那位参事说了很多南方政府正在积极准备接收沪市，希望沪市工商界能够“认清形势”，“不要被共党的宣传所迷惑”，还说“总裁对沪市工商界寄予厚望，收复之后必有优待”。

    客客气气地送走了南京来客之后，几个人不约而同地留了下来，谁也没有提出要走。

    沉默了很久之后，航运公司的老板先开了口：“诸位，你们信吗？”

    没有人回答。

    但也没有人摇头。因为答案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是不想第一个说出来而已。

    吴蕴初给自己续了一杯茶，慢慢地说：“民国十六年，北伐军到沪市，我也是欢迎的。那时候觉得，南方政府来了，国家总算有个样子了。后来呢？抗战八年，我在山城办了厂，生产化工原料，支援前线。结果呢？统制经济，物资管制，官僚资本压下来，我们这些民营厂连原料都拿不到，只能给那些官办厂当配角。好不容易熬到胜利，回到沪市一看，厂子被日本人占了八年，机器拆的拆、锈的锈，想恢复生产，贷款贷不到，原料买不到。要不是这边政府帮我恢复了生产，我现在还是个空壳子。”

    他说的“这边政府”，在座的人都明白指的是谁。

    纺织业的老板接过了话头：“吴先生说的，也是我想说的。我在三镇有厂，民国二十六年以前，日子虽然紧，但还能过。抗战以后，南方政府回来了，我本以为能松一口气，结果呢？那边的厂子，因为法币天天贬值，今天卖出去的布，明天就买不回同样的棉花。政府催捐催税，一点情面不讲。我那个厂差点就关了。

    去年这边政府帮我修好了被炸坏的厂房，还贷了一笔款子给我更新织机，现在我的产量比战前还高了三成。东南亚的订单排到了下半年，工人加班加点都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