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望睇今年八十五岁，她躺在金鱼镇镇医院的病床上，浑身上下插满了粗粗细细的管子。

    病房外的争执声像筛豆子那般时大时小，密密匝匝，隔着一扇隔离门也能漏出几颗，甩进李望睇的耳朵里——毕竟耳朵是如今她全身上下唯数不多能够独立工作的器官。

    “我今天敢说出这句话来，也不怕外头的人说我不讲孝道。”说话的人是李望睇的大儿媳，此刻她站在看护室的走廊上，刻意压低了嘹亮的声音，却依旧字字清晰有力：

    “我和老大平日里对老太太怎么样，对这个家怎么样，人人心里有杆秤，讲公道的自然称得清楚。这拆迁的钱我们不贪，但一点儿不问我和老大的意思，是不是你们这些做弟弟弟妹的不厚道了？”

    她说十句话里有九句存了邀功的意思，仿佛此类话说多了，人也跟着敞亮了起来。

    “有些人不用再这儿摆出一幅厚道的样儿，要我说，妈之前就提过，金鱼埔的老房子将来是留给老二的，当初分了那几亩田的时候没意见，哟！这下见要拆迁了，意见就大起来了？”

    回嘴的人是二儿媳，她比大儿媳少些拿腔作势，说起话来声音尖细得令人不舒服。

    那个被称为“老大”的中年男人半晌不说一句话，此刻面上却恼了起来，拿出了当家做主的姿态：

    “你们几个女人家家的有完没完了？咱妈还在里面受罪，你们就在这起内讧，要我说这笔钱谁也别碰，就留着给妈动手术！”

    此话一出，大儿媳却是有些急了，又不好当面发作。

    她家这口子昨晚可不是那么说道的，咋今天就孝心大发，临场变了挂？

    “得了吧，咱妈那身板还能做哪门子手术？”二儿媳白眼恨不得翻到天上去，这老太太还能有几天活头？她心底这样想着，却没说出口。

    老二听完大哥的话，即刻也憋不住了：“咱妈今年八十五，你大手一挥说要做手术倒是决定得轻巧，考虑过咱妈身子能不能挺得住吗？”

    这轮口舌分不出胜负来，这四人又两两为营，开出了新的战场，继续没完没了地扯皮。

    刻意压低过的声音以更大的密度伸扯进了李望睇的耳朵里，她已经没什么知觉了，纯靠着外头儿女凑出的钞票吊着一口气。

    没有知觉，心里也就不会那样痛得清醒了。

    人生到头来，也就这回事儿。

    屋外的战火还在继续。

    “要是咱妈能说话，指定也站在老大这边！”大儿媳战斗力十足，换了个视角为自己立论：“当初咱妈一句话，我是拼了命地也要给老林家留个种的。”

    她想起这事儿来，话还没从嘴巴里清清楚楚整理明白，眼泪倒是先掉了下来：“我为了老林家这个孙子打了几个胎？遭了多少罪啊？你这个没留后的人跟我囔囔什么呢？”

    大儿媳的音量彻底压不住了，机关枪似的从嘴里扫荡出来，字字直戳二儿媳的脸皮。

    “哟！生个儿子跟我这儿了不起上了是吧？现在什么年代了，生男生女都一样！听没听过这句话，你拿这封建余孽的玩意儿教训谁呢？”

    二儿媳也不是好欺负的女人，嫂子的这番话扎扎实实在自己心口介怀处捅了一刀。

    没有儿子，是低人一等的。

    没有儿子，她和老二这辈子也难在这群亲戚里真正抬起头来，真正像大儿媳那般，张牙舞爪。

    “你们这群人怎么回事儿，知不知道这里不能大呼小叫？要吵出去吵！”

    终于，病房外的争吵引来了巡房的医生，他略带怒意地请这两对夫妻离开了这里。

    病房外彻底安静了下来，只剩下呼吸机那粒粒分明的噪声，连同着李望睇不知何时会停下的心跳，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交响共鸣。

    这辈子的回忆在此刻不断地向外翻涌滚动，李望睇止不住的流泪。

    她想起七岁那年，母亲让她和妹妹带着五毛钱和一大框背篓上市场赶集去。

    她牵着妹妹的小手，将那样沉重的背篓背在自己背上，勒出了红成血的印子。

    就这样走了三天三夜的路，她背着两个半馒头和一把葱苗回了家，少了的那半个馒头妹妹吃了三口，自己吃了两口。夜晚的林间道一片黑漆漆，她也不敢停下，生怕听见黑暗里那大黑狗猛兽似的犬吠。

    就这样挨了几个日夜，她同妹妹跟着好心的乡亲回了家，完成了母亲交给她的第一个任务——赶集。

    母亲却是高兴不起来的，只是“哎呦、哎呦”地叹着气，然后无可奈何地喃喃自语：“养着吧，养着吧，都是命…”

    李望睇那时不明白，什么是命。

    十四岁，李望睇外出打工，她在外做了整整一年的零工，把存起来的三十六块七毛二一层一层裹在信封里，寄回了家。

    妈妈说，今年弟弟还要上学，正是家里用钱的时候。

    同个车间有个女孩儿叫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