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去的火车上，王桂兰一路哭，赵老根一路骂。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有人扭头看了他们一眼又转回去，没人问怎么了。王桂兰哭累了就把头靠在车窗上，玻璃外面是北方冬天光秃秃的田野，一片一片往后倒，和她来的时候看见的景色一模一样，只是方向反了。赵老根骂累了就干坐着，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指头攥着裤子的布料，攥了松、松了又攥。

    他们心里隐隐有了一个念头——这个大儿子，是真的不听话了。

    赵宝根在县城读高三，寄宿在学校，离高考还有半年。以前每个月的生活费都是大哥赵大柱寄的，八十块。在八十年代的县城，八十块钱够一个学生吃得很好了，不光吃饭，还能隔三差五买件新衣服、下顿馆子。但赵宝根从来不觉得这有什么。他穿的是县城最流行的衣服，抽的是三五块钱一包的好烟，周末还经常请同学吃饭。钱花光了就给家里打电话，王桂兰就去找赵大柱要。

    但现在，赵大柱不给钱了。

    第一个月，赵宝根的生活费没到账。他打电话回家，王桂兰哭着说："你哥跑了，去南方了，说不寄钱了，妈也没办法啊……"

    赵宝根当时就火了："什么叫没办法？你们是他爸妈，你们的话他敢不听？你们去找他啊，去他单位闹啊！"

    王桂兰在电话那头哭得更厉害了："去过了，他不听，还说要告我们……"

    赵宝根气得挂了电话。

    第二个月，生活费还是没到。他开始跟同学借钱，借了一圈，凑了五十块，但没到月中就花光了。以前他身上从来不会低于二十块钱，现在口袋里翻不出五毛钱买早点的。有天中午他路过学校小卖部，肚子正饿着，看见柜台里摆着一排面包，两毛钱一个，他站在那看了很久，最后没有买，转身走了。这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因为没钱而放弃一件两毛钱的东西。走出小卖部门口的时候他脸烫了一下，也不知道是被风刮的还是别的什么，他没回头，一路走回了教室。

    第三个月，他连饭都快吃不起了，不得不去找班主任申请困难补助。班主任看着他的名牌运动鞋和手腕上的电子表，沉默了很久，最后还是批了——每月十五块。十五块，只够吃饭，连买包烟都不够。

    赵宝根的日子一下子从天堂掉到了地狱。他开始怨天尤人，恨赵大柱绝情，恨父母没本事，恨学校补助太少。但他从来没想过——他自己十九岁了，为什么不能去打工？

    寒假回家，高三第一学期结束了。班主任在成绩单上写了一行评语——"学习态度需端正，望家长配合督促"。赵宝根把成绩单塞进书包最底下，没有拿给任何人看。进了家门，他看见家里的光景也变了。以前赵大柱每个月寄钱，王桂兰隔三差五买肉，赵老根逢集就去喝酒。现在没了这份收入，老两口只能靠地里的庄稼过日子，紧巴巴的。

    "妈，肉呢？"赵宝根一进门就问。

    王桂兰红着眼眶说："宝根啊，家里没肉了，妈给你炒了个鸡蛋……"

    赵宝根把筷子一摔："鸡蛋？我大老远回来，你就给我吃鸡蛋？赵大柱那个王八蛋，他到底是不是我亲哥？"

    赵老根闷声不响地抽烟，王桂兰在一旁抹眼泪。赵宝根越说越气："你们去找他！去他单位闹！他不给钱，你们就去法院告他！哪有当哥的不养弟弟的？"

    王桂兰哭着说："宝根，你哥说了，以后一分钱都不会给，告也没用……"

    "那就去他那儿住！"赵宝根咬牙切齿，"他不是在南方吗？你们就去他那儿住，吃他的喝他的，看他怎么办！"

    赵老根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宝根，你哥……是真的变了。我们去过，没用。要不……你也出去打工吧？"

    "打工？"赵宝根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下子跳了起来，"我还在读书呢！我怎么打工？你们是不是想让我辍学？我告诉你们，不可能！"

    他摔门进了自己的房间，留下老两口面面相觑。但赵宝根心里清楚——书是读不下去了。没有赵大柱的钱，他连下学期的学费都交不起。可他不想承认。

    而就在那个寒假，在两千公里外的南方沿海城市，苏砚辞已经用那三百二十块钱，在批发市场旁边租下了一间八平米的隔间。两边的冬天同时来了，只是隔了一整片中国，没有人知道对方那边下没下雪。

    苏砚辞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服装档口每个月的利润超过一千块，但他不满足——他注意到隔壁档口卖电子表的，每天出货量比他多一倍，利润还高。他蹲了三天，数了数客流量，算了算单价和进货价之间的差额，然后去找那个档口的老板喝了顿酒。六块钱的酒，套出了三件事：货从哪进、运费多少、怎么收钱。一个月后，他在电器城租了一个正式档口，开始做电子产品批发生意。

    "不赊账、不欠债、不跟亲戚合伙。"这是他对每一个新客户说的第一句话。

    档口的生意越来越好，他又租了两个档口，做批发电器的生意。电视机、录音机、电风扇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