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第二个月，市面上开始出现关于原主公司的谣言。

    有客户问苏砚辞：“赵老板，我听说你们公司去年出过一次大事故，死了一个人，赔了好多钱，是不是真的？”

    苏砚辞反问：“谁说的？”

    客户支支吾吾地说：“就是……听同行说的。说你们公司不负责任，出了事不管客户死活。”

    苏砚辞没有解释，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们公司成立五年，从来没有出过致人死亡的事故。所有的保险记录、事故记录、交警处理记录，都在公司档案里，随时可以查。”

    客户将信将疑地走了。

    可谣言这种东西，你越解释，别人越觉得你在掩饰。传谣言的人不在乎真相，只在乎传播的快感。

    谣言越传越广，越传越离谱。

    从“出过一次事故”变成了“出过好几次事故”；从“死了一个人”变成了“死了好几个人”；从“不负责任”变成了“老板跑路了”。还有人造谣说苏砚辞偷税漏税、走私违禁品、雇佣黑工。

    苏砚辞的名声，一夜之间变得臭不可闻。

    剩下的三个客户也跑了两个。最后一个客户是苏砚辞的老乡，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姓刘，叫刘铁柱。他在电话里对苏砚辞说：“大勇，外面传的那些我一个字都不信。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你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我的货还是给你拉，别人出再低的价格我也不换。”

    苏砚辞握着电话，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天道再恶毒，也总会在黑暗中留下一盏灯。刘铁柱就是这盏灯。

    第三个月，情况变得更糟了。

    王建国和李秀莲不但挖走了苏砚辞的客户，还开始挖他的司机。他们给司机们开出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待遇、更轻松的工作，四个走了的司机全部被他们挖走。两个留下的老司机中，有一个也动摇了，私下跟王建国吃了顿饭，回来后就跟苏砚辞说想辞职。

    “赵老板，不是我不讲义气，是那边给的实在太多了。”老司机叫老孙，四十多岁，在原主的公司干了五年，是原主最信任的司机之一。他低着头，不敢看苏砚辞的眼睛。

    苏砚辞没有挽留，也没有生气。

    “行，老孙，你去找会计结一下工资，再领一个月的补偿金。”苏砚辞说，“以后要是想回来，随时欢迎。”

    老孙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什么都没说，低着头走了。

    办公室里只剩下苏砚辞一个人。

    他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心中一片平静。五辆车停在停车场，落满了灰。六个司机走了五个，只剩一个——小马，二十七八岁，跟了原主三年，是个孤儿，在原主的公司找到了家的感觉。他是唯一一个不管王建国出多少钱都不肯走的人。

    “赵哥，咱们怎么办？”小马走进办公室，脸上满是焦虑，“客户都跑了，司机也跑了，公司的钱快花光了，下个月的房租都快交不起了。”

    苏砚辞站起身，拍了拍他的肩膀。

    “别急，我有办法。”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U盘，插在电脑上，打开了一个文件夹。文件夹里是王建国和李秀莲这三年来的“罪证”——他们跟客户私下联系的聊天记录截图、他们偷偷复制原主客户名单的照片、他们商议挖墙脚的录音，还有他们跟其他同行合谋搞垮原主的证据。

    这些东西，是苏砚辞这三个月来一点一点收集的。他早就防着王建国和李秀莲，所以在公司的电脑里、办公室里、车里，都安装了隐蔽的录音录像设备。王建国和李秀莲每一次在办公室密谋、每一次打电话挖墙脚、每一次跟客户私下见面，都被清清楚楚地记录了下来。

    小马看着屏幕上那些聊天记录和录音文件，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张得圆圆的。

    “赵哥，你……你早就知道他们要搞你？”

    苏砚辞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小马，你帮我联系省城运输行业协会的赵会长，还有《省城晚报》的孙记者。就说我有重大新闻要爆料。”

    小马愣了愣，然后重重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苏砚辞去了省城运输行业协会。赵会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在运输行业干了四十年，德高望重，最看不惯那些恶意竞争、不讲规矩的人。

    苏砚辞把U盘里的证据给赵会长看了一遍。赵会长看完，脸色铁青，拍着桌子说：“太过分了！太过分了！赵大勇，你把王建国和李秀莲当亲弟弟亲妹妹，教他们本事、帮他们安家，他们就是这么报答你的？这还是人吗？！”

    苏砚辞没有说王建国和李秀莲的坏话，只是把证据摆在赵会长面前，让事实说话。

    “赵会长，我不是要报复他们。”苏砚辞说，“我只是想还自己一个清白。外面那些谣言，说我不负责任、出过事故、偷税漏税，都是他们编的。我要让行业里的人知道真相，不能让他们因为谣言而不敢跟我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