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荷兰产的细棉布，花色鲜亮，比家乡的土布好得多。他让惠兰惠莲帮着挑的，一匹一匹地叠好，给母亲、给陈珏、给妹妹和弟媳妇们各挑了几匹。另一箱是西药——奎宁、金鸡纳霜、止痛片、还有几种治疟疾的成药。巴达维亚的洋人药房里什么都有，他把常见的药都买了一些，用油纸包好，塞得满满当当。此外还有几块怀表、一盏煤油灯、几把钢剪刀——都是南洋的稀罕物，回去送给乡亲们。

    临行前的晚上，惠兰和惠莲帮他收拾行装。惠兰默默地把一件新做的棉袄塞进箱子里，说：“南洋热，家里那边冷，你路上穿。“惠莲在旁边转来转去的，一会儿往他包里塞一包糖，一会儿又塞一包肉干，嘴里不停地说：“这个给阿妈，这个给姐姐……“张振勋由着她们忙活，坐在床沿上看着，心里又暖又酸。

    船从巴达维亚出发，在海上走了将近一个月。途经新加坡、西贡、汕头，一路换船、转驳，等他在潮州的码头踏上岸的时候，已经是十一月了。

    从潮州到大埔，还有好几天的山路。张振勋雇了一辆牛车，把两只大箱子码在车上，自己坐在箱子上头，一路颠簸着往山里走。路越来越窄，山越来越高，两旁的房屋从砖瓦变成了土坯，口音从潮州话变成了客家话。

    他坐在牛车上，看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山峦在暮色中缓缓地后移，胸口像堵了一块什么东西。

    离家十四年后，他终于回来了。

    牛车到车轮坪村的时候，是傍晚。

    天色正在暗下去，山间的雾气开始升起来，一缕一缕的，缠在村口的树梢上。张振勋远远地就看见了那棵老榕树——跟他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枝丫舒展，根须垂地，像一把撑开了十四年的巨伞，从来没有收拢过。

    村口站着几个人影。隔着暮色和雾气，他看不清那些人的面目，可他一眼就认出那个站在最前面的身影。那个身影瘦了一些，可腰板还是直的，头发在脑后挽了一个髻，穿着一件半旧的蓝布衫，手里没有拿任何东西，就那么站着。

    牛车到了村口，停住了。张振勋从车上一跃而下，站在泥地上，站在那个身影面前。

    陈珏抬着头看着他。她老了一些。眼角有了细细的纹路，颧骨比从前高了，嘴唇的颜色淡了，可那双眼睛还跟他走的时候一样，黑黑的，亮亮的，像两口深井，井底沉着些他看不清的东西。她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嘴角弯了一下。

    “回来了？“她说。

    声音不大，平平淡淡的，好像在问一个赶集回来的人“买到东西了没有“。张振勋站在那里，嘴唇动了动，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声。他点了点头，使劲地点了一下。

    陈珏的目光在他身上停了一瞬，然后落在他身后那两只大箱子上。她没有问里面是什么，只是侧了侧身，说：“进屋吧。饭做好了。“

    张振勋跟着她往村里走。他的弟妹们围了上来，最小的妹妹他已经认不出了——当年走的时候才三岁，如今已经十六七岁，亭亭玉立了。他们簇拥着张振勋往家走，七嘴八舌地问着“阿哥南洋什么样““带什么好东西回来了“，热闹得像一群麻雀。

    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张振勋忽然停下了脚步。

    门楣上贴着一副新的春联，字是父亲写的，笔力不如从前了，有些颤抖，可还是端端正正的。他站在门槛外面，看见堂屋里透出昏黄的灯光，闻见灶间里飘出的饭菜香——那是他想了十多年的味道，是红薯、咸菜、还有某种他说不出名字的、只属于车轮坪村的味道。

    他跨过门槛。父亲坐在堂屋的太师椅上，比他走的时候老了一大截，头发全白了，背也弯了，但精神还好。母亲站在灶间门口，手里还攥着锅铲，看见他进来，锅铲“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张振勋跪了下来。

    他跪在堂屋的青砖地上，朝父亲母亲磕了三个头。额头磕在砖面上，咚咚咚三声，像三记闷鼓。

    “不孝子振勋，回来了。“他说。

    母亲扑上来，一把抱住了他的头。她的身上有灶膛的烟熏味、有菜园里的泥土味，还有他小时候闻惯了的、属于母亲的体味。她把他的头搂在怀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浑身发抖。张振勋伏在母亲怀里，感觉到她的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自己的头发上，温热的，像十四年前她往他手里塞那双布鞋的温度。

    父亲坐在椅子上，看着他，嘴唇哆嗦着。过了好半晌，才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来：“起来吧。回来就好。“

    张振勋站起来，把父亲的手握住。那双给他写过《千字文》、教他背过“天地玄黄“的手，如今枯瘦得像两根干柴。他用力握了一下，父亲也回握了他一下，指头颤颤的，却还有力气。

    “爹，“他说，“儿子不孝，让您等了这么多年。“

    父亲摇了摇头，只说了两个字：“值得。“

    晚饭后，张振勋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望着头顶的星空。十四年前他走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星空，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