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紧张又是激动：“掌柜的，我刚才在门外都听见了……您说那话的时候，里头静得跟坟场似的……“

    张振勋没有回头。“听见了就好。省得我再跟你复述一遍。“

    “可是掌柜的，您真要——自己酿酒？那可不是一年两年的事。种葡萄要三年才挂果，酿酒又要陈年，前后七八年才能见着瓶里的东西。这七八年的本钱往里砸，万一只出来几坛子酸水……“

    张振勋终于转过身来，看着老汤。月光照着他的脸，把那道从额头到眉骨的皱纹照得分明——那是几十年在异国拼搏、算计、隐忍、发狠，慢慢雕刻出来的纹路。可那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亮着，比方才宴会厅里所有的水晶灯加起来都亮。

    “老汤，“他说，“我十七岁从大埔出来的时候，身上只有一枚铜钱。那时候你跟我说，''掌柜的，你一个乡下仔，能在南洋能混出什么名堂来？''“

    老汤张了张嘴：“我……我没说过……“

    “你说过。我记着呢。“张振勋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没有了方才宴会厅里的锋芒，只剩下一种被岁月磨得温润的笃定，“可我混出来了。三十年，什么都做了。船务、垦殖、银行、矿产——哪一样不是从头开始？那今天，再多一样葡萄酒，又怕什么？“

    他拍了拍老汤的肩膀：“回去吧。明天开始，替我写信——给山东、给河北、给山西的传教士和农学家。问问他们，哪里的山坡朝南，哪里的土是砂质的，哪里的冬天能冻死虫卵又冻不死葡萄藤。去查，去问，去给我把所有能种葡萄的地方都画出来。“

    他上了马车，坐进车厢里。车帘放下来之前，他又朝领事馆的方向看了一眼。二楼宴会厅的灯火依然通明，隐隐约约有华尔兹的旋律飘出来，欢快而遥远。

    他放下车帘，靠进座垫里。马车驶动起来，轮子碾过石板路，嘚嘚的声响在夜色里传出去很远。

    “老汤。“

    “哎。“

    “今晚这顿饭，吃了七道菜，喝了五杯酒。可我一样也没尝出味道来。“

    老汤在外面赶着车，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掌柜的，您的心思不在饭上。“

    “嗯。心思在别处了。“

    他闭上眼。黑暗里，方才宴会厅中那一幕幕重新浮上来——马尔尚的笑脸、满桌的洋面孔、水晶吊灯下那片刺目的白光，以及他自己站起来时，酒杯放下时，声音在寂静中回荡时的那个瞬间。他记得自己说的每一个字。一个字都不差。

    他忽然觉得有一团火从胸口烧起来，烧过了喉咙，烧到了舌尖。那火不是愤怒，不是仇恨，是一种比那两样都更持久、更绵密的东西——像一粒被压在石头底下太久了的种子，忽然被撬开了一丝缝，于是拼命地往上拱，要拱破石头，要见到光。

    马车继续往前走，巴达维亚的夜色在车厢外无声地流逝。张振勋伸手探进内袋，摸到了那枚磨得发亮的雍正通宝。

    他把铜钱攥在掌心里，温热而实在。

    “有一天。“他在黑暗中轻声说，像在对什么人保证，又像在对那片遥远的、还没有见到第一株葡萄藤的北方土地说话。

    “那一天不会太远了。“

    很多年后，张裕酒庄的第一批葡萄酒酿出来了。装瓶那天，张振勋让人从酒窖里取出最早酿成的那一打，用软木塞封好，贴上酒标，上面印着两个字——“张裕“。他把其中一瓶放进一个特制的木盒里，盒盖上刻了一行小字：

    “光绪十六年，巴达维亚法国领事馆酒宴上，有人言中国无好酒。振勋闻之，心中立誓，必以中国之土，酿中国之酒，与世界争衡。此瓶乃初酿之果，虽不敢言胜于波尔多，然其中每一滴，皆产自中国山东烟台之葡萄园。谨以此酒，践当年之誓。“

    木盒被送到了巴达维亚。据说马尔尚先生收到的时候已经调任了，开箱的是新任法国领事。那人打开盒子，看见那行字，沉默了很久，然后把酒瓶放在领事的办公桌上，再也没有提过“中国没有好酒“这句话。

    当然，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在那个公元1890年的秋夜，张振勋还只是一个坐在马车里、攥着一枚旧铜钱、对着黑暗发誓的中年人。他不知道那瓶酒将来会是什么味道，也不知道中国北方的某片土地会不会眷顾那些从欧洲远道而来的葡萄藤，更不知道他要把多少银子砸进那片山坡才能听到一声回响。

    他只知道一件事——今晚在法国领事馆里，他说出去的话，他要算数。

    马车载着他驶过巴达维亚的夜街。车轮滚滚，碾过月光，碾过三十年来的辛酸和荣辱，朝着裕和行的方向稳稳地去了。车厢里的人闭着眼，胸口那团火烧得正旺，照亮了他往后十多年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