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长、每一年尝到的味道。你拿去看。里面有很多东西，书上是没有的。“

    张振勋捧着那本泛黄的手稿，手指触到皮革封面上被岁月磨得光滑的痕迹。“皮埃尔先生，这太贵重了——“

    “拿去。“老庄主摆了摆手，朝窗外望了一眼。雨停了，夕阳正好从云缝里漏下来，把窗外的葡萄园镀成一片温柔的金色。“你大老远从中国来，不是为了参观的。你是来学的。学的人，应该得到最好的教材。“

    张振勋把那本手稿放进随身的皮包里，郑重地道了谢。走出拉菲酒庄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夕阳把加龙河的水面染成一片流动的熔金。他站在河岸上，看着那片一眼望不到头的葡萄园，忽然觉得胸口那团火烧得更旺了一些，却不像从前那样燥热了——它开始变得稳定，像一把被调好了火候的炉膛，知道该往哪个方向用力了。

    离开波尔多之后，张振勋去了勃艮第、香槟、德国的莱茵高、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奥地利的维也纳。

    每到一个地方，他都重复着同样的事：蹲在葡萄园里捻土，走进酒窖里看桶，站到橡木桶前面品酒。他在记事本上画了很多图——葡萄品种的叶片形状、土壤的分层结构、橡木桶的剖面图、发酵罐的构造——画得歪歪扭扭的，可他看得懂。

    在勃艮第，他学会了区分不同品种的葡萄。赤霞珠的叶子深绿厚实，果实小而紧致；黑皮诺的叶子较薄，颜色浅绿，果实皮薄而多汁；雷司令的葡萄串长而松散，果皮泛着一层淡金色的光泽。他蹲在葡萄园里，把每一种品种的叶片都采了一片，夹在记事本里，标上名字和产地。

    在德国的莱茵高，他遇到了一位酿酒师，五十来岁，德语口音很重，可说起葡萄来滔滔不绝。那位老先生告诉他，葡萄园最好是朝南的山坡，因为阳光从南面照过来最均匀，葡萄能充分成熟而不被灼伤。

    在意大利的托斯卡纳，他看了一场传统的葡萄采摘。那些穿着旧衣服的妇女们挎着篮子，一串一串地用手剪下葡萄，放进篮子里，动作轻柔得像在抚摸婴儿的头。他走过去跟一个老妇人搭话，问为什么不用机器。老妇人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意大利语回答：“机器太粗鲁了，会把葡萄弄伤。伤了皮的葡萄酿出来的酒，味道是涩的。“

    张振勋站在那排葡萄架旁边，看着那些妇女们用双手和耐心把一串串葡萄安放在篮子里。他忽然觉得，这跟他小时候在车轮坪村的稻田里弯腰插秧的场景那么像——都是一样的弯腰、一样的手触泥土、一样的用身体去感知土地的温度和脾性。

    他在那一页记事本的底下画了一棵葡萄藤，藤上挂着一串饱满的果实。旁边写了一行小字：“手比机器——种葡萄，用机器快，用手才懂。“

    1891年春天，张振勋在维也纳遇到了他后来最重要的合作伙伴——约瑟夫·冯·施密特。

    二月里的多瑙河两岸还覆着薄薄的霜，山坡上的雷司令葡萄园像一层层灰色的阶梯从河边一直铺到山顶。这里比波尔多更冷，风从河谷灌进来，刮在脸上生疼。张振勋裹着大衣站在山坡上，看着那些在寒风中微微摇晃的葡萄枝，想起当年白韦利先生的话——“冬天要够冷，葡萄藤才能好好休息。“

    施密特是维也纳附近一个小酒庄的园艺师，四十出头，瘦高个，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穿着沾满泥土的皮质围裙。他蹲在葡萄园里剪枝，剪得又快又准，每一刀都卡在节眼上，下手利落得像在给一件艺术品做最后的修整。

    张振勋在旁边看了很久，忍不住走过去说了句德语——他在南洋跟德国商人打过多年交道，日常会话勉强能应付——“先生，您剪得真好。能教教我怎么看该剪哪一枝吗？“

    施密特抬起头来，看了张振勋一眼。那是一张被日头晒得黑红的脸，鼻子被冻得发红，眼睛是淡蓝色的，像两片融进雪水里的天。他拍了拍手上的泥，站起来，从围裙兜里掏出一块布擦了擦手，然后用带着浓重巴伐利亚口音的德语问：“你是中国人？来学种葡萄？“

    “是。“

    那人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忽然咧嘴笑了。那笑容把他的脸皱成一团，皱纹像葡萄藤一样从眼角蔓延开来。“我叫施密特。也可以叫我约瑟夫。我在这片山坡上种了二十年的雷司令。你想学什么，我教你。“

    接下来的六天，张振勋每天清晨都跟着施密特上山。施密特教他看枝条的年龄——一年生的、两年生的、三年生的，颜色不同、节间距离不同，该留哪根、该剪哪根，每一刀都有它的道理。他教他摸土壤的温度——“太冷的时候不能剪，伤口愈合不了；太阳出来晒了两个钟头之后再下手，剪口收得快。

    “他教他分辨霜霉病和白粉病的早期征兆——“叶背有灰毛就是霜霉，叶面有白斑就是白粉，看见了要立刻喷硫磺粉，晚了全园遭殃。“

    张振勋听得入神，笔记本上画满了葡萄枝条的示意图，每一根枝都标了颜色和编号。施密特凑过来看了一眼，哈哈大笑：“你比我还会记！我剪了二十年，全靠手摸，从来不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