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弼士。“他在心里把这四个字翻来覆去地念了几遍。

    “弼士“这两个字，只是他的字号，用了几十年，从来只当是写在纸上的一个记号。可今天有人把那两个字翻了出来，让他重新看见了它们原本的含义——辅佐。匡正。

    他忽然很想回烟台，很想蹲在东山坡上，用手摸一摸那些藤的根。他把今天听到的三个问题和三个回答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为何回国办酒厂““赚钱吗““什么事业“——然后他发现，这三问三答恰好对应了他这半辈子做的三件事：第一问对的是“归“，第二问对的是“熬“，第三问对的是“信“。归、熬、信。三个字，每一问答出去的时候他都没有撒谎，可直到此刻站在颐和园的红墙底下，他才发现自己说的那些话，每一句都是真的。

    他加快了脚步。出宫的路上他走得很急，布鞋踩在青砖上的声音碎而密，像一场正在赶来的、还看不见的雨。

    回到烟台是半个月后的事了。

    他在码头上岸的时候，老汤和几个工人都在等着，看见他从跳板上走下来，远远地就开始招手。老汤三步并作两步跑过来，上下打量了他一圈，脸上堆着笑又不敢笑得太放肆——“掌柜的，宫里怎么说？“

    张振勋没有答话。他拍了拍老汤的肩膀，然后朝东山坡的方向走去。坡上的葡萄藤正在初夏的风里长着，碧绿的叶片翻成一层银灰色的浪，整面坡在午后的光里像一片正在呼吸的海。他沿着田埂走进去，蹲在第一排雷司令的架子前面，把土轻轻扒开一点，露出嫁接口的位置。那道疤痕还在，比去年更平整了，几乎和周围的树皮融成了一体。他用拇指轻轻摩挲了一下那道疤，指腹感觉到温热的、正在生长的树皮下面的脉动。

    然后他在田埂上坐下来，面对着整面坡，面对着这些年来每一株被种下去、被嫁接、被虫咬、被剪枝、被等待的藤，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那口气里有颐和园的金砖、有昆明湖的风、有“实业兴邦“四个字在殿内回荡时的余音，也有头品顶戴和紫禁城骑马的分量。可那些东西此刻都被他留在了身后红墙的内侧，他带回来的只有一样：那三个问题，他答得自己心里有数了。

    “老汤，“他说，“拿一瓶酒来。我办公室里的那瓶白兰地。“

    老汤愣了一下：“现在？大中午的，您还没吃饭——“

    “现在就喝。“

    老汤跑下去拿酒。张振勋坐在田埂上，阳光从头顶直直地照下来，把整面坡晒得暖融融的。葡萄藤的影子在他身上晃动着，细碎而均匀，像一整片细密的针脚正在替他缝补着什么。他闭上眼，等着那瓶酒被送上来。

    酒来了。他接过来，开了塞，没有倒进杯里，直接对着瓶口喝了一口。酒液在午后的光里带着一种被阳光晒过才有的、微微发暖的果香，从喉咙滑下去，落进了胃里最底的那个角落，就像绚丽的烟花，在身体内剧烈绽放。他握着酒瓶坐在那里，让那片风吹过他的脸，吹过他的衣摆。

    “老汤。“

    “在呢。“

    “记下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颐和园。老佛爷问了我三句话，我答了三句。她赐了头品顶戴，准了紫禁城骑马。“他停了一下，把手里的酒瓶微微举高了一些，冲着那面坡、那些藤、那些在土里安安静静扎着根的根，“从那天起，张弼士这个名字，是朝廷给的。可这些酒——“他用瓶口朝满坡的葡萄藤点了点，“——是这片地给的。两条路，终于走到一起了。“

    他说完，又喝了一口。这一次喝得比方才慢一些，像在跟瓶子里那些金黄的液体商量什么。远处海面上的那道细线还在，在午后的光里微微闪着，像一条还没有人走过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