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离的、像被什么搅乱了的褐。那是三年的等待和心血凝成了液体，如今正在用一种沉默的方式从桶里往外渗出来，不是漏，是“活不下去了“的那种渗法，像一个人失去了维系生命的养分，皮肤一点点变干，里面的水分慢慢地、不可逆地走掉了。

    老汤在旁边半张着嘴，喉结上下滚了好几轮，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约瑟夫·巴保把量杯放下来，背过身去，用袖口擦了一下眼睛，动作又快又轻，像是怕被人看见。

    张振勋走过去，把那只敞了口的桶的盖子重新合上。动作很轻，像在给什么已经死去的东西盖上一层布。然后他在那片昏暗里站了一会儿，开口说了一句话：“把还能救的，尽快装瓶。救不了的——“他顿了顿，“倒掉。桶洗干净，留着等下一批。“

    他转身往石阶上走去。脚步声在空旷的窖里一步一步地响着，沉稳而均匀，像在给这座地下的空间量尺寸。可老汤跟在他身后往上走的时候，看见他的肩膀比平时绷得紧了一些，那件蓝绸长衫的肩线微微扯着，像他正用全身的力气把什么东西按在原地不让它垮下来。

    从天津到烟台的海上航线停了。洋人的兵舰封锁了渤海湾，任何挂着外国旗帜的商船都无法靠岸。张裕酒厂仓库里的玻璃瓶只剩下不到五百只，软木塞只够封三百瓶，印刷好的酒标倒是还有一箱——可没有瓶和塞，酒标就是废纸。更致命的是酿造车间里少了两种从欧洲进口的关键材料，没有它们，下一批葡萄压出来的汁液就无法稳定发酵。约瑟夫·巴保把库存清单翻来覆去地算了三遍，最后把算盘一推，说了一句话：“张先生，我们撑不过今年秋天。“

    张振勋坐在办公室的桌前，面前摊着一封信，是几天前从上海辗转送到的盛宣怀来信。信里说上海的情况还算平稳，盛宣怀正在协调江南制造局的物资渠道，如果烟台这边需要什么，他可以设法从上海调运。可信末附了一行字：“然海路不畅，货物能否到埠，未敢遽料。“

    张振勋读了三遍，把信搁在桌上，看着窗外那片灰沉沉的天，忽然想起一件事。他转过头来问老汤：“前阵子听你说过，威海那边有海盗出没？“

    老汤一愣：“是……是有的。这大半年海路不太平，往来的商船有时会碰上。船小势单的，被劫过的也有几起了。掌柜的您怎么突然问这个？“

    张振勋把盛宣怀的信折好收起来，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烟台港的方向灰蒙蒙的，看不见海平线在哪里，整个世界像被关在了一只灰色的罩子里。可他的手指在窗沿上一下一下地叩着，那是他开始盘算一件什么事时才会有的动作。

    然后张振勋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幅地图铺在桌面上，地图上山东半岛的海岸线弯弯曲曲的。他盯着地图看了很久，目光从海上移开，往西南方向去了——从烟台沿渤海的浅水线往南，绕过胶州湾，再往南沿着海岸一直下去，出浙江、入福建、到广东。

    “瓶子和桶，从广东到烟台，走海路能不能到？“张振勋问。

    老汤想了想：“走南线绕道，可以避开直隶和天津的封锁线。但航程远得多，运费高。而且——“他顿了一下，“这一路上也不太安全。“

    “有海盗？“

    “对，海盗。“

    “海盗也是人。“他说，“人为什么要当海盗？“

    老汤被他问住了，半天才吭哧出一句：“那……那还能为什么？穷呗。活不下去了呗。“

    “活不下去了。“张振勋把这个词重复了一遍，然后转过身来，看着老汤，“那如果有一条能活下去的路呢？能过日子、能养家、不用提刀上船绑票——他们还会去当海盗吗？“

    老汤张了张嘴，摇了摇头。张振勋已经走到桌前铺开一张纸研起墨来了。笔尖蘸了墨，他在纸上写了一行字：“拟在惠州创办玻璃瓶厂，自产自用，兼雇沿海渔民。“然后他搁下笔，抬头对老汤说：“叫张成卿过来。他不是有个堂弟在大鹏湾那边跑船吗？“

    五天后张成卿把刚从大鹏湾赶到烟台的堂弟阿福仔带到办公室里。阿福仔三十来岁，黑瘦精壮，一双眼睛贼亮，常年在海上跑船，对广东沿海的海况和人头熟得跟自己手掌上的纹路一样。张振勋见了他，没有绕弯子：“阿福仔，我要在惠州开一座玻璃瓶厂。缺人手。你替我去跟大鹏湾那些''船上的朋友''递句话——来我厂里做工，管饭、管住、按月发饷，比在海上风吹日晒稳当。我不问他们以前做过什么。来了就是工人。“

    阿福仔眨巴了两下眼，下意识地搓了搓手，吞吞吐吐地说：“张先生……您是说那帮……那帮人？他们可不太好说话啊……“

    “你告诉他们——“张振勋端起桌上的茶喝了一口，放下杯的时候，杯底在桌上发出一声轻而确定的磕碰，“——我张振勋在南洋做了三十年生意，什么人没见过。他们能拿刀，我就能管饭。刀换饭，这是最划算的买卖。你让他们自己掂量。“

    阿福仔回去之后隔了半个月来了一封信，信写得歪歪扭扭的：“张先生，人我已经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