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一样，赤着脚、穿着磨穿底的布鞋，从大埔一路走到汕头去。

    “先修广三。“他在心里说，“走一步看一步。“

    可广三铁路比他想象中难修得多。

    第一道难关是银子。朝廷拨了款，可到了广东藩库层层克扣，到工地上已经少了一大截。张振勋从南洋调了自己的钱先垫上，又联络了几位潮汕同乡的华侨凑了一笔，可还是不够。修路要买铁轨、要雇劳工、要赔沿途田产拆迁的款子，每一笔开支都在账本上张着嘴等着喂。他一个月里有半个月在广东和南洋之间来回跑，从巴达维亚、新加坡、槟城一笔一笔地凑银子，像在缝一张破了太多洞的帆，补了一块又一块，可海风还在从别的洞里灌进来。

    第二道难关是地方。沿途经过的村庄，有些村民不愿意搬迁，有些乡绅指着风水说铁路会切断龙脉，聚众闹事堵了工地。张振勋亲自到那些村子去，蹲在祠堂门口跟老人谈条件——“路修好了，你们的山货能用火车运到广州去卖，价钱能翻一倍。“有人信了，有人不信，有人当面点了头转身又带着人来拆枕木。他只好托人在府衙和乡绅之间来回斡旋，一边赔钱一边赔笑，把“总办“两个字的官威用到最薄、最软的地方。

    路线要穿过南海县的一片农田，那里住着几十户种田的人家。张振勋已经按市价出足了补偿，地契也办好了，可征地的事拖了三个月还没办完。原因是县衙里有人想插一脚——有人想要“过手费“、有人想要“好处费“、还有人要求把他亲戚的名字加进工程承包的名单里。张振勋坐在办公室里，听那位县吏把“过手费“的数目报完，没有发火。他在南洋见过荷兰人吃拿卡要，比这更高明的手段他都见过。

    他只是说：“钱的事好商量。地的事不能拖。火车明年春天要通车。“

    那位县吏走后，张振勋给盛宣怀写了一封信。信里只有几行字，把征地的事说了一遍，又提了一句：“此间关节之繁，十倍于南洋。然振勋不避烦难，惟望中堂于关键处助力一二。“

    盛宣怀的回信来得很及时。信中只说了一件事：他会让两广总督衙门给广州府发一道加急公函，催促他们尽快办完。张振勋把信读完之后收进了公文袋里，没有再多说什么。

    第三道难关是洋人。粤汉铁路的筑路权早年已经签给了美国公司，张振勋接手的时候才知道那段合同里埋了无数的暗礁——沿线矿产开采权、铁路两侧土地的优先购买权、车站周边商业用地的分成比例，每一条都被写成了“中方如需收回需另行议价“的模糊条款。他找了广州最好的洋务律师来一条一条地抠，抠得头发又白了一层，才把那些条款松动了一些。可每次松动一点，美国人的代理人就来工地上转一圈，用那种“你们迟早还得求我们“的眼神看着那些刚铺好的枕木。

    那几年张振勋老得特别快。他在烟台葡萄园里蹲了近十年都没弯下去的腰，在粤汉铁路的工地上反而塌了一些。那双在南洋跟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斗了三十年都不曾输过的眼睛，在清朝官场的公文堆里泡了两年，底下多了一层洗不掉的灰色。他每天要见的不是传教士、不是酿酒师、不是农民——是藩司、知府、县令、师爷、买办、洋商代理，每一个人都要他陪笑脸、说好话、递银子、打太极。他在南洋跟人谈生意的时候，话说到第三句就能摸清对方的底价；可在官场里，有些人跟他喝了十次茶都没亮过真实的脸色。他摸不清那些人的底，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底——他们的底是上面一句话就能改的，是另一封更厚的公文就能盖过去的。

    有一次从广州回烟台的船上，张振勋坐在头等舱里翻工程账本，翻到某一页的时候手停了下来。他盯着那一行数字看了很久，然后把账本合上，放在桌面上。窗外是黑色的海，浪头一下一下地拍着船舷，沉闷而有节奏。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想起几年前在颐和园里对慈禧说的那四个字——“实业兴邦“。那四个字在殿内说出来的时候是硬的、亮的，像一枚刚铸好的银元，能在地上弹出清脆的回响。此刻他坐在船舱里再想那四个字，觉得它们被南中国海上的水汽洇得有些发软了，字迹模糊了，边角卷了，像一封被泡过雨水的信。

    他睁开眼，把账本重新翻开来，找到那一页，用铅笔在页边写了一行批注：“此笔须再议。暂记，勿拨。“然后他合上本子，起身走到窗前。外面的海漆黑一片，只有船尾拖出的白色浪迹在暗里亮着，像一道被切开又合上的伤口。他看着那道浪迹慢慢变细、变淡、消失在远处的黑暗里，忽然想起一件跟铁路完全无关的事——烟台东山那批雷司令，今年该挂第三次果了。

    他伸手摸了摸内袋，那枚雍正通宝还在。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秋，广三铁路终于修通了广州到佛山这一段。

    通车那天，张振勋没有去剪彩。这些年，张振勋先在佛山投资了一家叫“裕益”的砖沙厂，又在广州珠江边的南村建了一座大宅，取名“五知堂”。这天，他在五知堂的书房里听见远处传来第一声火车汽笛，长长的、拖着尾音的鸣叫，从佛山方向穿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