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连着下了两场瓢泼大雨。

    那雨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而是从天上倾倒下来的，像无数桶水被无形的巨手泼向大地。雨点砸在屋顶的铁皮上，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砸在街道上，溅起半米高的泥雾；砸在伊洛瓦底江的江面上，把整条河都砸成了沸腾的灰色泥浆。天地之间只剩下一片白茫茫的水幕，连十米外的房屋轮廓都模糊不清。

    湿闷总算消退了些。

    但那是一种虚假的、带着寒意的凉爽。雨水带走了空气中的热量，却带不走地面下蒸腾的湿气。墙壁在渗水，地板在返潮，军服贴在身上像一层冰冷的、活着的皮肤。疟疾的孢子在这样的环境里狂欢，它们在积水的坑洼里繁殖，在蚊子的血液里旅行，在下一个黎明寻找下一个宿主。

    天色已近日落黄昏。雨停了，但云层没有散，只是从浓黑变成了灰褐，像一块被反复漂洗过的脏布，低低地压在密支那城的上空。西边的天际线上，夕阳试图从云层的缝隙中挤出最后一缕光，但那光也是浑浊的，带着铁锈般的暗红色，像一道正在愈合又再次撕裂的伤口。

    丸山房安这会心情复杂地站在二楼窗户边。

    他的寓所在城内一座两层砖木结构的楼房里，原先是英国殖民时期某个茶叶商人的私宅，有着宽大的回廊和雕花的百叶窗。但现在，回廊上堆满了沙袋，百叶窗被木板钉死，二楼这个房间被改造成了临时指挥部，墙上挂着密支那周边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图上插满了代表兵力部署的小旗——红色是日军，蓝色是他想象中的敌军。

    他望着远处浑浊的江水。伊洛瓦底江在暴雨后变成了黄褐色，像一条巨大的、流动的泥石流，带着上游冲刷下来的树木、房屋残骸和不知名的尸体，缓缓向南流去。江面上偶尔漂过一块木板，一只翻覆的渔船，或者一头膨胀的、四肢朝天的水牛。这是雨季的常态，也是这座城市的常态——被水淹没，被水滋养，被水遗忘。

    他用一块软布擦拭着军刀。

    那是一把家传的九八式军刀，刀柄缠着白色的鲛鱼皮，刀镡是樱花形状的铜饰，刀鞘是深棕色的漆皮，上面有着细密的裂纹，像老人的皮肤。刀身长七十厘米，刃口有着美丽的波浪纹，那是手工锻打的痕迹，每一道纹路里都藏着某个铁匠的呼吸和汗水。

    这把刀杀过中国人，杀过英国人，杀过缅甸人。在淞沪，在南京，在马来亚，在缅甸。刀身上的血迹早已被擦拭干净，但丸山房安总觉得，那些血已经渗进了金属的纹理里，在月光下会泛出淡淡的红色。

    他完全没料到中美联军竟然徒步翻越库邙山，一举袭占西机场。

    这个“没料到“像一根刺，扎在他的自尊里。库邙山——那座被当地人称为“鬼门关“的山脉，海拔两千多米，终年云雾缭绕，瘴气弥漫，连最勇猛的克钦猎人都不会选择在雨季前穿越。他曾经在地图上研究过那条路线，结论是：不可能。没有人能从那个方向来，除非他们是飞鸟，或者鬼魂。

    但亨特的“劫掠者“们既不是飞鸟，也不是鬼魂。他们只是一群疲惫的、饥饿的、带着疟疾和伤口的士兵，用十五天的时间，在原始丛林里砍出一条路，像一群沉默的蚂蚁，爬过了他认为不可逾越的天险。

    当时他正在跟爱田子纠缠着不准人来打断。

    他想起那个午后的细节——爱田子的和服被扯开了一半，露出苍白的肩膀和锁骨；她的头发散乱，嘴里发出那种介于痛苦与欢愉之间的、令他着迷的声音；他的军刀就扔在榻榻米旁边，刀鞘与刀身分离，像一对被拆散的恋人。井川永在门外报告了三次，第一次是说北机场遭到空袭，第二次是说西机场方向有枪声，第三次……第三次他没有听见，因为他的耳朵被爱田子的喘息填满了。

    完事后得报敌军开始空降，他才意识到犯了大错。

    那种意识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让他瞬间清醒，又瞬间坠入更深的混沌。他推开爱田子，赤身裸体地冲到窗前，望着西机场方向——那里有天光，有引擎声，有白色的降落伞像蒲公英一样飘落。而他还光着身子，手里握着一把没出鞘的刀。

    辻政信一直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

    那个疯子参谋，那个在“斗转计划“中试图策反重庆政府的阴谋家，那个即将赴任缅甸的“豺狼“。他在离开南京前给丸山房安发过一封密电，措辞谨慎但意思明确：“谨防敌军迂回密支那，库邙山方向不可忽视。“丸山房安当时嗤之以鼻，认为辻政信是在危言耸听，是在为即将到来的履任制造紧张气氛，是在显示他的“先见之明“。

    现在，辻政信的先见之明变成了丸山房安的耻辱。

    丸山房安把军刀平举到眼前，对着窗外昏暗的天光，检查刀刃上是否有锈迹。

    他的大脑在飞速运转，像一台被雨水打湿但仍在运转的精密仪器。羞愧是多余的，愤怒是危险的，只有计算才能救命。

    驻守西机场的守备队显然已全军覆没。平井中队长没有发来任何消息，通讯中断已经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