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林今年三十七岁，在铺宪港住了七年。

    他老家在河南开封府，祖上几代人都是种地的。

    崇祯七年黄河在开封决了口，淹了大半个府城，他家的十五亩麦田一夜之间变成了烂泥滩。

    他爹带着全家往南逃荒，走到南阳他娘就病死了，走到襄阳他爹也倒下了。

    他一个人咬著牙继续往南走，跟着逃荒的人群翻过大别山，一直走到广东才停下来。

    在广东他给广州的粮商扛了两年大包，攒了几两银子，又跟人学着做小买卖。

    后来他听说安南那边缺布匹和药材，就凑了一船货试着跑了一趟铺宪。

    那一趟赚的银子比他扛两年大包攒的还多。

    尝到了甜头，他便在铺宪租了间小屋，一年跑三四趟广州往返贩货，日子慢慢有了起色。

    前几年他的日子还是比较好过的。

    大明造的东西在安南是实打实的畅销货。

    广州的棉布、佛山的铁锅、景德镇的瓷器、漳州的茶叶，运到铺宪港翻手就能卖出两三倍的价钱。

    安南的郑氏官府虽然收税不低，但至少还有个规矩，说收多少就是多少，不会临时加码。

    但这一切从去年开始就变了。

    去年北京陷落的消息传到安南之后，铺宪的安南官差对汉人的态度一下子就变了。

    以前收税还会说个“请”字，现在是直接闯进店里翻箱倒柜，看上什么拿什么。

    以前遇到纠纷还会象征性地升堂审一审，现在是连问都不问就先打汉人二十板子，理由是“北朝来的人谁知道是不是奸细”。

    最狠的是尼德兰人。

    尼德兰东印度公司拿到了郑氏的特许之后，在铺宪港专门设了一个“统购处”，负责统一收购蔗糖、蚕丝和药材。

    凡是在郑氏地盘上出产的这些东西，都必须优先卖给尼德兰人，价格由尼德兰人说了算。

    蔗糖在铺宪港的市价是一担四两银子，尼德兰人开价一两八钱。

    蚕丝市价一担三十两，尼德兰人开价十五两。

    不同意？不同意就把你的货扣在码头上不让装船。

    敢私卖给别家？郑氏的衙役第二天就会上门查你的“通商凭证”，查到没有就全部没收。

    李大林的铺子主要做的是布匹和药材。

    布匹暂时还没被列入尼德兰的“统购”范围，因为荷兰人自己也不缺布。

    但药材已经被盯上了。

    尼德兰人从上个月开始把三七、黄连和肉桂也纳入了优先采购清单，价格压得比常年低了将近一半。

    李大林算过一笔账。

    他从广州进一批三七，进货价加上船运费，每担合银三两二钱。

    往年卖到安南至少能卖六两，扣掉郑氏的关税和各项杂费，还能剩将近二两的利。

    现在尼德兰人开价三两五钱，扣掉关税和杂费之后连本钱都回不来。

    不卖给尼德兰人又不行，因为郑氏已经派衙役在码头上蹲著，凡是运药材的船一靠岸，他们就上去问你卖不卖给“统购处”。

    你说不卖，货就被扣下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李大林的积蓄已经见了底。

    他原来雇著两个帮工，年初都辞了。

    原来每个月能给广州的妻舅寄五两银子做家用，现在连寄二两都吃力。

    他唯一庆幸的是自己还没有把家眷接到安南来。

    他娶了个广州本地的女人，妻儿都住在广州城外，靠着他在安南赚的钱过活。

    要是妻儿也在这边，一家老小怕是真要饿肚子。

    今天一大早，李大林正在铺子里整理昨天晚上刚从广州运来的一批川贝母，门口就走进来三个人。

    当先一个穿着青色官袍，腰间挂著一块令牌，正是铺宪港郑氏衙门的税吏阮文寿。

    这人三十出头，瘦长脸，尖下巴，一对三角眼见了汉人就发亮，像是野狗闻到了肉味。

    跟在他身后的两个衙役都是膀大腰圆，一人手里拎着一根短棍。

    “李掌柜，早啊。”阮文寿嘴上打招呼，脚已经跨进了门槛，眼睛四下打量著铺子里的货架。

    李大林心里一沉，脸上还得挤出笑来：“阮大人早。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阮文寿没接话，背着手在铺子里转了一圈，伸手翻了翻堆在角落里的几包药材，又看了看账本，然后转过身来，脸上挂著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

    “李掌柜，你这铺子上个月的商税还没交齐。”

    李大林愣了一下：“阮大人，上个月的商税在初八就交过了，一共是三两六钱银子，收条还在抽屉里，要不要在下拿出来给您过目？”

    “三两六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