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全球数学界为肖宿扔出的那颗炸弹闹得沸反盈天的时候，加利福尼亚，帕洛阿尔托。

    沙丘路旁那栋不起眼的玻璃幕墙建筑里，气氛和网络上的狂热隔了整整一个太平洋。

    Palantir总部顶层会议室，冷气已经开到二十二度了，但是坐在会议桌旁的几个人，后脊梁却直冒汗。

    他身后的屏幕上，量子计算项目近半年的所有关键节点一字排开，每个节点旁边都标注着一个红色的叉。

    一整排红叉从上到下，象是一排滴血的警示灯。

    “过去六个月的研发周期里，我们在超导量子比特的纠错码优化上尝试了三十七种不同的拓扑保护方案。

    从目前的结果来看，其中二十九种在容错阈值测试中都直接失效了，剩馀八种虽然勉强过了阈值，但是逻辑错误率全部卡在十的负四次方，没有任何一种能突破十的负五次方。”

    他身后的屏幕跳出一张对比图。

    Palantir的纠错码性能曲线象一条濒死的心电图，在十的负四次方的水平在线苟延残喘，而那条标着实用化门坎的红线还远在图表底部，像海沟一样深不可测。

    “目前，业界共识是十的负六次方，我们还差了两个数量级。”

    “硬件层面，我们投了两亿三千万美元建成的超导量子芯片产线，目前单片机相干时间均值仍然卡在三百微秒。”

    戈德曼翻到下一张幻灯片。

    “从去年十一月到现在，这个数字几乎没有动过，我们换过衬底材料，改过微波控制线路的阻抗匹配，上了主动反馈冷却，每一次迭代都能在初期测试里看到一丝希望。

    但是只要量子比特数一过五十，串扰和退相干就象癌症复发一样卷土重来。

    一百个比特的芯片，实际上能同时维持量子相干性的，从来没有超过四十七个。”

    “当然，不止是我们，谷歌、IBM、微软的量子团队近期也集体陷入停滞，全球所有主流的实验室，全部卡在了退相干这个内核瓶颈上，目前，在这个方面还没有任何有效的应对方法。”

    他把激光笔放下，转过身来。

    作为一个MIT出身的计算复杂性理论家，戈德曼从来不是那种会在会议上失态的人，但是现在，他的表情也没有了往日的从容，攥着激光笔的手指节白得发青。

    会议桌旁坐着的几个高级工程师一个字都不敢吭，连呼吸都放轻了。

    所有人都不由自主的偷偷看向另一边的人。

    哪怕听到数亿美元打了水漂，他的表情也没什么变化，但是正是这样的沉默，让整个会议室的空气都变得压抑。

    没有人说话，整个会议室沉默了下来。

    屏幕上全是ArXiv上那个关于肖宿讲座内容的讨论帖，几千条回复正在以每秒十几条的速度往上堆。

    直到看完最后一条，他才抬起头来，扫视了一圈人。

    “所以，你们再一次失败了。”

    这话并不是问句，而是轻飘飘的叙述事实。

    听到这句像判决一样的话，那几个高级工程师全都抿紧了唇，低下了头，没人敢和他对视。

    “六个多亿，我给了你们硅谷最好的硬件工程师，最好的凝聚态物理团队，还有你们自己挑的MIT和Caltech的量子信息博士。”

    “结果现在你们告诉我，两年了，你们连一个能用的逻辑量子比特都没做出来。”

    “那你们告诉我，我养你们还有什么用。”

    这话一出，戈德曼深吸了一口气。

    他跟了蒂尔六年，是他亲手从MIT挖过来的，六年里他见过蒂尔炒掉三个副总裁、一个CTO和无数个项目负责人。

    每一次都是这种语气，这种表情，这种象在计算废料处理成本一样的冷淡。

    他知道，今天他手里攥着的不是一份失败报告，而是整个量子计算项目的棺材钉，如果他不把这些钉子一颗颗拔出来，下一个被钉进棺材的就是他了。

    而在蒂尔面前，解释等于狡辩，推卸等于找死。

    想活着走出这间办公室，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拿出一个他反驳不了的方案来。

    “彼得，过去三周，我带着团队把目前量子纠错领域所有的技术路线重新拆了一遍，表面码、颜色码、子系统码、拓扑码，所有的主流方案，我们全部都做了技术审查。”

    他在屏幕上调出一张巨大的对比矩阵，每一行是一个方案，每一列是评估维度。

    矩阵里密密麻麻标注着红黄绿的色块，绿色寥寥无几，红色和黄色铺天盖地。

    “我们发现这些方案全都是共享同一个底层假设，量子比特天生就是脆弱的，所以要靠冗馀去保护它，一个逻辑比特用十个物理比特去编码，十个不够就用一百个，一百个不够就用一千个，纠错电路越来越复杂，延迟越来越长，串扰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