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里静了。

    白露站在那里，看台阶上的钱，看我又看看马二。她嘴唇哆嗦了一下，伸手“啪”的一巴掌拍在那摞钱上，纸币散了一地。

    然后她蹲下去，抱着膝盖，哭了。

    不是那种嚎啕大哭。

    是那种憋了很久、终于憋不住的哭法。肩膀一耸一耸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断断续续。

    马二傻了，手足无措地站在那儿，嘴张着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蹲在台阶另一头，没动。

    白露哭了一会儿，抬起头，眼圈红得厉害，用袖子胡乱抹了一把脸，声音哑着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她说：“我不是看不起你们。我是看不起我自己。”

    白露蹲在那里哭，我没劝。有些话不用接，她说的那句话我听得懂。

    在她眼里，外公是守陵人，自己学的是考古，在她的世界观里，盗墓贼就是最下作的行当。

    可现在呢？

    吃着盗墓贼买的饭，住盗墓贼租的房，帮盗墓贼跑腿问字。这对她来说，比杀了她还难受。

    我蹲下去，把散在地上的钱一张一张捡起来，拍干净上面的灰。

    “钱你拿着。”我把两沓摞到一起，搁在台阶上，“不是施舍。你外公当初教我三招，我给了一千五，还欠他一个条件。现在条件兑完了，账清了。这钱是你的工钱，认字的工钱。”

    白露抬头看我，眼泪还挂在脸上。

    “以后你跟不跟我们走，你自己定。但有一件事我跟你说清楚。”

    我站起来，把包甩到肩上。

    “你外公这辈子杀过人、守过陵、跑过江湖。他干净吗？不干净。但他活得直。你跟我们走，不是让你变成盗墓贼。你是你，我是我。你做你的学问，我干我的活。但话说回来！既然你这么不认同我们，那咱们以后各凭本事吃饭，谁也不欠谁。”

    我没等她回话，转身进了屋。

    这就是我能说的全部了。再多就是求人了，我不想求她。

    后来的事很简单。

    白露在院子里坐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进屋前把钱收了。

    第二天早上，她换了身干净衣裳，把头发扎成马尾，站在院门口等我们。

    她没说我跟你们走。但人在那儿站着，比说一百句都管用。

    马二冲我挤了挤眼。我没搭理他。

    从安西到凤翔没有直达车。我们先坐大巴到宝鸡，再从宝鸡转中巴到凤翔县。

    那时候长途车什么德行，坐过的人都知道。座椅弹簧顶屁股，车窗关不严，柴油味能把人熏晕。

    车上一半是扛蛇皮袋的民工，一半是走亲戚的农妇，鸡笼子搁在过道上，公鸡伸着脖子叫，声音比喇叭还响。

    白露从上车起就没说过话。

    她坐在靠窗的位置，拿一本考古杂志挡着脸，不知道是在看书还是在睡觉。

    马二坐她旁边，起初想搭两句话，被白露一个眼神瞪回去，之后就老实了，抱着胳膊打盹。

    我坐后排，脑子里一直在过那个果农的信息。

    五十来岁。凤翔口音。种果树的。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缝嵌黑泥。蹲姿外撇，膝盖外翻。来洛阳走亲戚。

    就这么点东西。

    凤翔县下面十几个乡镇，种苹果的、种猕猴桃的农户少说几万户。你挨家挨户去问，问到明年也问不完。

    所以我不打算挨家挨户问。

    这里说个道上的经验。

    九十年代末那会儿，农村人出远门的渠道非常有限。不像现在到处是高铁飞机，那时候一个县城的长途汽车站，一天也就那么几班车。跑洛阳的线路更少，可能两天才一班。

    一个果农常年往返凤翔和洛阳之间，图什么？

    十有八九是在洛阳有亲戚，顺带把自家的苹果拉过去卖。

    这种人一年跑个三四趟，每次都从县城汽车站走，时间一长，售票员铁定认识他。

    你别看售票员坐在窗口里头不起眼，那是整个县城消息最灵通的人之一。谁家出门打工了、谁家媳妇跑了、谁家老人去省城看病了，她们全知道。

    农村是熟人社会，县城汽车站就是这个熟人网络的枢纽。

    到凤翔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多。

    县城不大，灰扑扑的。

    街两边是卖农具的、卖化肥种子的小店，门口堆着编织袋和铁锹。电线杆上贴满了小广告，什么“专治不孕不育”“办证”之类的牛皮癣。路面坑坑洼洼，前两天刚下过雨，泥水还没干透。

    我们仨下了车，马二伸了个懒腰，骨头噼里啪啦响。

    “草的，颠得我腰都散了。”他四处张望，“就这地方？真够破的。”

    白露也在看，但她什么都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