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行为确实经得起推敲——他不仅在战场上冒险释放过我们被捕的同志，还多次传递过一些看似边缘、事后却证明准确无误的军事情报。我们综合分析认为，他虽公开脱党，但内心或许仍保有对革命的同情，以及对当下时局的不满。”

    他稍作停顿，给出了最有力的依据：“更重要的是，我们已将这条线索的情况、以及我们的初步判断，向中央作了详细汇报。中央当时的回复明确指示：‘可以大胆接触，谨慎利用，由我单线掌握，严格保密。’正因为有中央的背书，这条联络渠道才得以建立并维持至今。在使用上，我们极为克制，目前所有迹象表明，它是安全且可靠的。”

    基于特科工作的经验与中央赋予的临机决断之权，侯进如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先不直接动用可能已被监视的本地组织网络，而是利用这条意外的“外围渠道”，通过蒋现云向周亦云传递信息。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密函，内容并未直言起义计划，而是以探讨时局为名，隐晦地提及“武汉城内，大有可为”，并强调了“里应外合”之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