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岐猛看着龙崎真的眼睛。

    那双眼睛离他很近。

    不是那种逼视，不是要把他的意志压垮。

    没有恨意，没有愤怒，没有胜利者该有的兴奋。

    只有一种很淡的、等着他把话说下去的耐心。

    他说要自己的一切。

    八岐猛在歌舞伎町混了二十年，听过无数次这句话。

    欠了高利贷的上班族被按在桌上时听过，被堵在后巷的赌徒被搜光口袋时听过，他自己也对手下败将说过——不止一次。

    每次说这四个字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地盘，钞票，一个女人，一条命。

    总有个具体的东西。

    但眼前这个人说这四个字的时候，八岐猛听不出来他想要什么。

    碎玻璃还硌在他膝盖下面。

    刚才跪倒时压进去的，隔着裤子也能感觉到那些小碎片嵌在皮肉里，凉的，尖的，像撒在地上的图钉。

    他没有动。

    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面前这个人的脸上，想从那张看不出喜怒的脸上找到一点线索——哪怕是一丝不耐烦，一丝贪婪，一个能让他判断接下来该说什么的表情。

    但他找不到。那张脸象一面被擦得很干净的镜子，照出来的都是他自己的狼狈。

    龙崎真直起身，从旁边拉了一张还没翻倒的椅子过来。

    椅腿在地上刮出一道短促的摩擦声，在安静下来的地下室里格外刺耳。

    椅面上有几道刚才斗殴留下的划痕，新翻出来的木头碴子是浅色的，还没被烟油和酒渍浸透。

    他坐下，翘起腿，从口袋里摸出那盒已经被压得有些扁的七星，抽出一根叼在嘴里。

    烟盒瘪了，剩下没几根，他把烟盒在掌心里拍了拍，象是在掂还剩多少时间。

    打火机打了三次才着。

    火苗在昏暗的地下室里亮了一下，照亮他的下巴和嘴角那根烟的橘红色端头。

    他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孔里慢慢散出来，在旋转灯的红蓝光斑里变成一团灰色的、会飘的雾。

    “跟你打听个人。”

    他说话的语气象是刚认识了一个新朋友，想问问对方认不认识某个熟人。

    不是审问，不是逼供。

    是聊天。

    “有个女的，”龙崎真把烟夹在指间，手腕搭在膝盖上，身体微微后仰，“你叫她‘夫人’。她让你今晚派人去废一个学生——就是我。”

    八岐猛没有接话。

    他没有摇头，没有点头，只是看着龙崎真。

    脸上的肌肉绷得很紧，颧骨下面的皮肤在微微跳动。

    龙崎真等了一会儿。

    烟燃了一截，烟灰积了半寸，没有弹——就那么悬在烟头上。

    他不急。

    “不说话？”

    八岐猛的喉结动了一下。

    他能感觉到喉咙里有一股气往上顶，是那种想说又不想说的憋闷感。

    他把它咽下去了。

    因为不能说。

    不是因为讲义气。

    在这种地方，义气是贴在墙上的标语，早被烟熏得看不清了。

    他说不出口，是因为怕。

    怕到嘴边的那个名字比眼前这个人更让他觉得冷。

    九条玲子。

    花山院家的大小姐，九条正宗的妻子，国会议员的枕边人。

    她在东京的关系网不是一条线，是一整张。

    政界有她丈夫，财阀有她娘家的底子，警界有每年定期出现在她慈善晚宴上的那些高级官员，甚至连这块地皮——歌舞伎町最烂最深的这条巷子——所在的区议会里，也有她的人。

    八岐猛很清楚自己是什么角色。

    他在这张网里不是结，不是线，甚至不是网眼里那只会被粘住的飞虫。

    他是一只被养在玻璃罐里的蜘蛛。

    罐子放在厨房角落里，偶尔有苍蝇丢进来，他负责咬死。

    罐子脏了，换个新的。

    每个月，钱从九条家一个叫“花山院资产管理”的壳公司划过来。

    不是直接打款，分三笔，走三家不同的空壳中间商，最后汇进一个在涩谷注册的清洁器材公司。

    每笔数字都不大，刚好卡在银行不会主动上报的在线。

    但加起来，够他养这一百多号人，够付这个地下室的租金和水电，够每个月请那些辖区内的巡警在深夜别走这条巷子。

    这些年他在歌舞伎町站得稳，不是因为手下多。

    是因为头顶那把伞撑得大。

    出卖九条玲子，那把伞就会翻过来，变成一张裹尸布，把他从头到脚包进去。

    死不是最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