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指了指街角那排被临时围挡围起来的旧住宅区，“那边更惨。

    您今天愿意来这里，我很感激。

    但我想知道，您走了之后会不会也跟之前那些人一样，再也不回来。”

    玲子没有回答。

    她转过身，看着片桐指的那个方向。

    那片旧住宅区的轮廓被遮挡在围挡后面，只能看到几栋灰色楼房的屋顶和几根生锈的电视天线，在晨光中显得格外破败。

    她看了很久，然后重新转过头看着片桐，语调平稳但每个字都踩得很沉。

    “片桐会长，我没办法向您保证我能解决这里所有的问题。

    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教过我——一个政治家如果想对所有问题都说‘我能解决’，那他一定在撒谎。

    但我能向您保证，我会回来。

    不是因为我是议员，是因为我答应了您，我会回来。”

    片桐看着她，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竹扫帚靠在树干上，伸出手，重新跟她握了一次手。

    这一次他握得比刚才更重更久。

    周围的街坊们安静下来，站在榉树下看着这一幕。

    面包店老板娘用手背擦了擦眼角，花店老板娘扶着蝴蝶兰的花盆不说话。

    五金店老板把自己的螺丝刀放在台子上，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然后鼓起掌来。

    掌声从五金店门口开始蔓延，很快整条街都响起了掌声。

    演讲台已经搭好了。

    音响设备调试完毕，遮阳棚下面的折叠椅上坐了十几个老人。

    记者们站在外围，长焦镜头对准演讲台。

    玲子走上演讲台，把公文包放在脚边，调整了一下话筒的高度。

    她今天没有准备讲稿，只是在演讲台上放了一张手写的卡片，卡片上只有几个关键词：信任、责任、阳光。

    她正要开口，街角忽然传来一阵骚动。

    是一群举着横幅的人，从刚才片桐指的那片被围挡围住的旧住宅区方向走来。

    走在最前面的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背微微佝偻，干瘦的双手柄横幅举过头顶——横幅上的字是用毛笔手写的，字迹歪歪扭扭但每个字都很大很用力：“还我家园”、“拒绝暴力强拆”。

    她身后跟着十几个人，都是那片旧住宅区的居民，有人穿着工厂的蓝色工作服还没换下来就赶来了，有人怀里还抱着刚睡醒的孩子，孩子被嘈杂声吓哭了，嘴张着却听不到哭声，因为被另一条横幅上写的“抵制黑箱操作”那几笔浓墨压住了所有声音。

    演讲台周围的人群自动往两边分开，让出一条路。

    老太太举着横幅走到演讲台正前方，抬起头看着台上那个穿浅灰色套装的女人。

    她不是那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给别人下跪的人——她在昭和年代嫁给了一个码头工人，丈夫在经济破裂那几年因为公司倒闭跳楼自杀了，她一个人靠着帮人洗衣服和在便利店打零工把两个孩子拉扯大。

    她的手很粗，指节因为常年浸泡冷水而变形，指甲缝里还残留着今天早上搓洗衣服时留下的肥皂渍。

    她最见不惯那些动不动就给别人下跪的人——她觉得人活着要有骨气。

    但今天她还是跪下来了。

    她把横幅放在地上，双膝跪在石板路面上，抬起头看着玲子。

    “玲子小姐——他们说你是好人，说你会替我们说话。

    我们没有别的人可以找了。

    区政府说拆迁许可证是合法发放的——他们让我们去投诉，投诉信寄了十三封，全被退回来了。

    警察说这是民事纠纷不管——可我家的窗户被砸了三次，自来水管被锯断了两根，半夜有人在我门口放鞭炮，把我家老头子的遗象从墙上震下来摔碎了镜框。

    这不是民事纠纷，这是要逼死我。”

    玲子从演讲台上走下来。

    她没有让人去扶老太太，而是自己走到她面前，弯下腰，双手握住老太太的手，把她从地上扶起来。

    她扶得很慢很稳，象是在扶一片被风吹倒的薄瓷器，唯恐用力稍多就会在某个她看不见的地方弄裂它。

    “您叫什么名字。”

    “松田。

    松田静子。”

    “松田女士，您不需要给任何人下跪。

    您刚才说那些人砸了您家的窗户、锯断了您家的水管、在您家门口放鞭炮——这些都是暴力行为，不管拆迁许可证是不是合法的，暴力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

    玲子把她的手握在自己掌心里，用自己的指尖轻轻搓着松田手背上那些因为长期浸泡冷水而变形的关节，把那股温暖一点一点地按进那些被冷水浸透了几十年的骨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