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生。”他用的是中文，字音咬得生硬，却带着奇异的重量，“那位制定标准的人。”

    王建国别过脸，望向窗外。院子里有棵老槐树，树影正一寸寸爬上红砖墙。他想起刘光琪昨晚在办公室的样子——那人总是靠在椅背里，手指一下一下叩着桌面，象在数某种只有他能听见的节拍。当时他说的是：“他们要的是未来，我们手里恰好有门票。”

    脚步声从走廊尽头传来，不紧不慢。过本猛地直起身，双手紧贴裤缝，两个随从也跟着站成了标枪。门再次被推开时，进来的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袖口卷到小臂，手里拿着个牛皮纸文档夹。他目光扫过屋子，在过本脸上停了半秒，点点头。

    “坐。”刘光琪说。他自己先坐下了，文档夹摊开在腿上，里头是密密麻麻的手写条目。

    过本几乎是跌进椅子的。他身体前倾，手肘撑在膝盖上，那件昂贵的西装顿时皱成一团。“刘先生，”他声音压得很低，像怕惊扰什么，“关于半导体生产线的技术交流，我们准备了非常详尽的方案……”

    “看到了。”刘光琪翻过一页纸。钢笔尖在某行字下面划了道线，很轻，却让过本的瞳孔缩了缩。“光刻机部分，”刘光琪抬起头，“你们写了‘参照现行标准’。”

    “是，目前国际通行的制程是……”

    “我们谈的是下一个标准。”刘光琪合上文档夹。他往后靠了靠，椅背发出细微的吱呀声。“1964年新干线开通的时候，全世界都觉得铁路就该长那样。现在呢？”他顿了顿，目光落在过本紧紧交握的手上，“铁轨的宽度、供电的电压、信号的系统——总有人要重新定规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