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大外语系的教室里，读书声琅琅。

    钱招娣坐在靠窗的位置，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崭新的英语课本，

    封面上“高等学校试用教材”几个字烫得她眼睛发疼。

    周围的同学大多穿着干净的衬衫或连衣裙，流利地背诵着课文，

    偶尔有人看过来，眼神里带着好奇，也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

    她知道，没人相信一个从山沟沟里跑出来的姑娘，能跟上外语系的进度。

    毕竟连教务处的老师都曾尤豫，要不要把她分到中文系，是她一遍遍地说“我可以”，才争取到这个机会。

    窗外的白杨树影落在课本上，晃得她想起小时候。

    那时弟弟还没出生，父母不是现在这副模样。

    母亲会在春天带着她去后山摘野杏，把最甜的那颗塞到她嘴里，笑着说“招娣多吃点，长得高”；

    父亲则会在冬夜里把她冻僵的小手揣进怀里，粗糙的手掌反复揉搓，说“等开春了，爸就去公社给你找个学堂”。

    她至今记得七岁那年，父亲真的牵着她的手去了村里的小学。

    土坯垒的教室，黑板是用墨汁刷过的木板，可在她眼里，那是全世界最亮的地方。

    第一节课学写“人”字，老师握着她的手，一笔一划地教，说“做人就要象这字，堂堂正正”。

    那时的日子，像村口那条小溪，清浅却温暖。直到弟弟钱招弟出生，一切都变了。

    父母象是突然被什么东西魇住了，眼里只剩下这个皱巴巴的婴儿。

    母亲不再带她摘野杏，说“丫头片子跑什么跑，在家看弟弟”；

    父亲也绝口不提让她继续上学的事，理由是“家里得留个人干活，供你弟将来读书”。

    她的书包被母亲锁进了柜子，取而代之的是尿布和针线筐。

    有次她趁父母下地，偷偷撬开柜子拿出课本，被回家的父亲撞见，课本被撕得粉碎。

    父亲红着眼骂她“不知好歹”，说“女孩子读再多书有什么用？将来还不是要嫁人，能给你弟换彩礼就不错了”。

    那天她躲在牛棚后面哭了很久。

    牛棚里住着被下放的老爷爷，据说是城里来的大知识分子，戴着厚厚的眼镜，说话总是慢悠悠的。

    自己在山上帮他抓过毒蛇。

    他见她哭得伤心，递过来一块干硬的窝头，问“丫头，咋了？”

    她哽咽着把事情说出来，最后问：“爷爷，我咋能逃离这里？逃离我爸妈，让他们再也找不到我？”

    老爷爷推了推眼镜，沉默了很久，才说：“学英语，将来或许有机会出国。”

    “我不出国！”她立刻摇头，小脸上满是倔强，“我是中国人，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土地上。”

    老爷爷被她逗笑了，眼里的皱纹舒展开来：“傻丫头，出国不是不认祖宗。

    你看村里，谁家能不跟邻居打交道？

    国家要发展，将来肯定要跟外国打交道。

    你学好英语，说不定能做外交官，代表国家去跟外国人说话，那多神气？”

    “外交官？”她愣住了，这个词象一颗种子，落进了心里。

    “对，外交官。爷爷教你，你愿意学吗？”

    从那天起，她的生活有了新的光亮。

    白天她背着弟弟上工，晚上等全家人睡熟，就偷偷溜到牛棚，借着老爷爷点的煤油灯学英语。

    单词记不住，就用炭笔写在手心、骼膊上，干活的时候反复念叨；

    发音不准，就跟着老爷爷一句句地模仿，常常练到嗓子哑。

    老爷爷教她的不仅是英语，还有数学、历史，还有很多她从未听过的道理。

    他说“知识就象梯子，能让人爬得更高”，说“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都能做大事”，

    说“国家不会一直这样，总有一天，读书能改变命运”。

    那些话，她象刻在骨子里一样记着。

    直到一年前，老爷爷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去世，临终前把那本英语词典塞给她，说“招娣，别忘了……你的外交官梦”。

    她把词典藏在炕洞里，像守护着一个秘密。

    她知道，这是她唯一能抓住的、逃离那个家的机会。

    “钱招娣同学，你能读一下这段吗？”英语老师的声音把她从回忆里拉回来。

    全班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带着几分看热闹的意味。

    她深吸一口气，翻开课本，指尖有些颤斗，却还是清淅地念了出来。

    她的发音带着点乡音，不如城里同学标准，可每个单词都咬得很准，语气里的坚定，让原本准备看笑话的人都愣住了。

    念完最后一个词，教室里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