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老师，我买了你的课。不是因为我多喜欢摄影，是因为我相信你。你拍的那些普通人，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有光。”

    他把这条评论截了图，存在手机里。

    七

    课程上线的第三天，曾墨做了一个决定。

    他把课程收入的百分之五十拿出来做公益——给山区孩子捐相机。

    渣辉不理解。“你捐相机干嘛？捐钱不就行了？”

    “捐钱他们不一定买相机。捐相机，他们就有了。”

    “现在手机都能拍照，相机有什么用？”

    曾墨想了想，组织了一下语言。

    “渣辉，我问你。你小时候拍过照片吗？”

    “拍过。去照相馆拍的。黑白的，我坐在一个假老虎上面。”

    “你几岁？”

    “五六岁吧。”

    “谁带你去拍的？”

    “我妈。”

    “为什么拍？”

    “留个纪念。”

    曾墨点了点头。“你知道现在的山区孩子，很多人没有‘纪念’。不是手机的问题，是有没有‘被认真对待’的感觉。你拿手机随手拍一张，跟拿着相机郑重其事地按一下快门，感觉不一样。”

    渣辉看着他，没打断。

    “我小时候家里穷，没有相机。学校春游的时候，有同学带了一个傻瓜相机，胶卷的。他给大家拍照，每个人都很认真地站好，整理头发，拉平衣角。那种感觉不是‘拍照’，是‘被看见’。那一张照片，你可能会留一辈子。”

    曾墨停了一下。

    “现在山区孩子都有手机，但很少有人帮他们认真地拍一张照片。爸妈在外面打工，爷爷奶奶不会用手机，学校老师顾不上。他们每天对着屏幕刷别人的视频，看到的是别人的生活。但没有人帮他们记录自己的生活。没人告诉他们——你们的生活也值得被记录。”

    “捐相机不是捐设备，是捐‘被看见的权利’。让他们知道自己不是被遗忘的人。让外面的人看到他们。让他们自己看到自己。”

    “还有一个原因，”曾墨的声音低下来，“书言生病之后，我翻遍了我的手机，没找到几张她的照片。那两年我在干什么？我在吵架。在加班。在逃避。我没给她拍过几张像样的照片。如果有一天她真的离开了我，我连她的样子都记不全。”

    渣辉沉默了很久。

    “你说得对。”他说。“我跟我儿子也是。去年一整年，手机里就三张他的照片。一张是过年拍的，两张是他生病发烧拍的。我不是没时间，是没想起来。”

    “那你现在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曾墨没有再说什么。第一批采购了二十台入门级卡片机，不是因为他买不起更好的，是因为卡片机操作简单，山区孩子上手快。他联系了贵州山区的一所小学，直接寄过去。校长收到后打电话来，声音有点激动，说“孩子们还没见过这种东西”。曾墨说“让他们随便拍，拍什么都行”。

    一个月后，校长寄回来一个u盘。孩子们拍的山、拍的路、拍的学校、拍的同学、拍的老师、拍的猪、拍的鸡、拍的夕阳、拍的自己。有些照片拍糊了，有些曝光过度，有些构图歪歪扭扭。但每一张都是认真的。他们站得很直，或者蹲得很低，或者爬到了树上。

    曾墨把其中一张打印出来，夹在本子里。

    是一个小女孩拍的自拍。她举着相机，对着镜头笑。身后的背景是一面土墙，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奖状。她的门牙缺了一颗，笑的时候露出一个黑洞。

    像书言。

    八

    这个举动被本地媒体报道了。一个小记者写了一篇稿子，标题是《网红摄影师捐相机给山区孩子，称“让普通人被看见”》。稿子发在《西平晚报》上，豆腐块大小，曾墨还是从他爸那里看到的。父亲把报纸放在茶几上，什么都没说，但报纸是摊开的，那一页朝上。

    真正让这件事发酵的，是一个粉丝的留言。那个粉丝说：“曾老师，你捐相机的那个学校，是我母校。我就是从那座山走出来的。谢谢你让那些孩子知道，他们不是被忘记的人。”

    这条留言被顶到了第一条。

    然后越来越多的人留言。有人说“我也是从山里出来的”，有人说“我小时候要是有相机就好了，就可以把爷爷的样子留下来了”，有人说“我不是从山里出来的，但我也觉得自己没有被看见过”。

    曾墨一条一条看。他没想到捐相机这件事会激起这么大的反响。他当初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没想过“公关”，没想过“人设”，甚至没想过“反响”。他就是想那么做。因为书言。因为他翻遍手机找不到女儿照片时的那种恐慌。因为他不想让别的父母也经历这种恐慌。

    但粉丝不这么看。在他们的解读里，曾墨做这件事是因为“他看见了普通人”。这个解读比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