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组十一人，能认草药的五个，接过生的两个，其余打下手。幼育组八人，看管据点里四十三个十四岁以下的孩子。待编组二十一人，主要是老人和伤员，暂时不参加劳动。

    医疗组的头领是个姓沈的寡妇，四十出头，丈夫死在逃难路上。她能辨二十几种草药，最多的几种长在据点北面的山坡上——白茅根止血，车前草利尿，艾草驱虫。每三天上山采一次，带两个帮手，采回来晒在石板上，干了收进陶罐。沈寡妇采药的时候腰上别一把短镰，走路比年轻人快。她不说话，蹲下来看草叶的纹路，看准了才割。帮手学她的样子，但她割过的草根切口平整，帮手的切口参差不齐。她不纠正，只把自己割的放一堆，帮手割的放另一堆。回去分别晒干，分别装罐。用的时候她从自己的罐里拿。

    幼育组把据点东面一间石屋改成了学堂。说是学堂，没有书，没有纸。墙上用木炭写了二十个字，每天教孩子认三个。教字的人是青蘅从遗民里找出来的一个老秀才，六十多岁，手抖，但字写得端正。孩子们坐在地上，跟着老秀才念。念完了，老秀才让他们用手指在沙地上写。沙地上的字写完就没了，下次再写。

    据点的面积扩了将近一倍。安置区从原来的两排石屋扩展到五排，新建的棚屋用浮木和海草搭，顶上压石板防风。石板路从主路延伸出三条支路，通到新建的区域。路面没铺石板，踩实了泥地，撒了沙。下雨天会烂，但晴天能走。

    乌止站在西堤上，看了一遍据点。从堤上能看到整个安置区——石屋和棚屋的屋顶高低错落，炊烟从五六个位置升起，灰白色的。码头上有人在下网，动作的节奏整齐。东堤方向传来锤石声，有人在加固瞭望点。安置区的空地上有孩子跑，追一只海鸟，海鸟飞走了，孩子们换了个方向继续跑。一个老人坐在石屋门口编草绳，手指很慢，但每一步都不错。

    两个月前，据点只有两百人，安静，冷，海风灌进每一道缝隙。现在有五百多人。声音多了。缝隙还在，但被人声填了一部分。

    他下了堤，往安置区走。

    路过中段水缸的时候，看见青蘅站在水缸边，手里拿着竹简，在和后勤组的人说话。后勤组的人说第三排棚屋的屋顶漏雨，需要补。青蘅在竹简上记了一笔，让他去找陶岑领浮木和海草。

    青蘅看见乌止，没有停下手里的动作。乌止也没有停步。他走过去的时候，青蘅说了一句：“生产组缺补网的麻线，库存只剩三天用量。“

    “让采集组去找苎麻。“

    “苎麻要到北面的山坳里才有。那条路不在巡逻路线上。“

    “加一条。“

    青蘅在竹简上又记了一笔。

    他们之间的对话就是这样。短的，具体的，事务性的。前文书的事没有再提过。那场争吵没有再提过。他们像两条从不同方向流来的水，在同一个河道里并排走，没有合在一起，也没有分开。

    青蘅管内部。登记、编组、资源分配、会议记录、纠纷调解。她建了一套制度——每个人有编号，每个组有组长，每笔物资的进出都有记录。乌止起初觉得繁琐。一个逃民港，几百号人，搞这么多名堂做什么。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两户遗民因为棚屋的边界吵架，差点动手。青蘅拿出登记竹简，翻到分配记录，念了一遍。两家都安静了。记录上写得清楚——哪一户分到哪一块地，从第几根木桩到第几根木桩。

    乌止管外部。防务、巡逻、侦察、情报。他每天走一遍四条巡逻路线，检查瞭望点的视线有没有被遮挡，检查沉石网有没有移位。他带了两个跑得快的年轻人做联络员，一个负责东线，一个负责南线。

    他们偶尔有分歧。

    有一次，一个遗民代表在联席会议上提出：安置区的遗民想自己选组长，不要上面指派。青蘅说可以讨论。乌止说不必讨论，组长由陶岑根据能力指定，不服的人来找他。会后青蘅找乌止说了一句话：“你让陶岑指定，遗民会觉得这是军事管理，不是安置。“

    乌止说：“军事管理能活命。“

    青蘅说：“活命不够。还要让人愿意活。“

    乌止没有接话。但第二天，陶岑指定组长的时候，让每个组的成员先推举两个人选，陶岑从中选一个。推举制和指定制各占一半。遗民代表没有再提意见。

    又有一次。采集组在北面山坳里发现了野生的薯蓣，采了三大筐回来。后勤组想全部入库统一分配。采集组不同意，说他们冒着被边军巡逻发现的风险采的，应该多分一份。青蘅主张按制度来——所有食物入库，按人头分配。乌止主张给采集组多分一成，作为激励。

    散会后，乌止找到青蘅。“你让冒风险的人和不冒风险的人拿一样多，以后没有人愿意出去。“

    青蘅想了想。第二天，联席会议通过了一条新规：采集组和巡逻组在野外获取的食物，一成归组内自行分配，九成入库。采集组的人没有再吵。

    这种事发生过几次。每一次的解决方式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