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支持。

    唯一的问题就是婺源州道路崎岖，由此地攻入饶州路可行，但粮草辎重补给消耗巨大，胡大海攻下婺源后刚好进入梅雨季，随后就转入休整。

    刘兴葛略作停顿，看了一眼石山，见其微微颔首，才继续道：“如今，形势又有新变化，是否应重新审视各条战线，明确下一阶段的战略重点？适当收缩部分方向攻势强度，集中力量与资源，以备主要方向不测，或应对新的挑衅？

    如此，既可减轻后勤重负，亦能使兵力运用更为聚焦。”

    刘兴葛此言，实则是以调整战略布局的名义，委婉地支持赵链、朴散关于避免两线作战的担忧。

    通过确认年初制定的主要战略目标已经完成，为战略重心转移提供依据，从而为可能应对东南变局腾出空间和资源，同时又避免了直接否定武将军功或求战之心。

    实际上，在此之前其馀各战线的进攻力度均有所调整，只是未明确战略新的重点。

    石山略一沉吟，便颔首道：“平章所言有理。形势有变，策略当随之调整。”

    汉王同意了调整战略，等于变相承认了暂缓部分次要方向用兵，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后勤压力，也为后续决策调整留下了灵活空间。赵琏和朴散都暗自松了口气。

    刘兴葛见第一条建议被汉王采纳，精神也振作了一些，接着道：“其二，关平处置方国珍的策略。王上此前与方氏又互不侵犯之约，无论刘家港之事是否为其所为，我国若兴师问罪，须得师出有名”，方能占据道义高地，不至于授人以柄。

    臣以为，是否应该责令有司先搜罗证据，再遣使臣持王上书信，前往台州面见方国珍，严正质询此事，要求其限期查明事情缘由，严惩凶徒、赔偿损失、保证我国航道安全？

    并观其答复，再定下一步行止。

    如此，先礼后兵，既彰显我大国气度，亦让天下人看清孰是孰非。”

    刘兴葛的打算，是尽量将汉国与方国珍矛盾公开化、外交化的过程拉长，为汉国内部调整部署，集中力量解决江西方向问题争取更多时间。

    但他不知道的是石山在接到苏州府奏报后，就立即召集重臣商议此事，除了应对商船被劫本身，还有更深层的政治考量。

    石山敏锐地察觉到，此事极易被江东士绅阶层加以利用和炒作，成为他们表达自身合理利益诉求、寻求在政治取得更多话语权的突破口。

    看看今日殿中议事的内核重臣，无论文武，清一色的“江北帮”。

    而江南士绅，虽在汉军兵威之下，不得已选择投资依附石山，但在汉国最高决策层却缺少代表，尤其是这等涉及战与和的重大决策上，缺乏发声渠道。

    这种地域失衡，短期内还可以靠强力压制，但长期如此，必然滋生不满，不利于集成江南力量进行北伐。

    石山会在适当时机进行做出调整，给予江南士绅一定的参政空间和利益表达渠道，但不是现在，更不能让其形成足以左右中枢决策的强大势力。

    让掌兵重将（皆江北人）参与军机，本身也是制衡未来可能抬头的江南文官势力的一种预布局。

    刘兴葛希望“先取证，后交涉”，意在拖延。而石山决定主动介入、快速处置此事，正是为了抢先定调，避免此事被江南势力持续发酵，变成其正值串联，乃至裹挟中枢的筹码。

    想到这里，石山缓缓摇头，声音平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平章老成谋国，思虑周全。然则，取证之事，恐难有真正铁证”。

    大海茫茫，现场早无痕迹。我方所能得到的无非是些船主、水手的口述，对方大可矢口否认，或推诿于不明海盗，甚至反诬我商船越界。至于外交质询————”

    石山嘴角掠过一丝冷意，道：“方国珍若真做了此事，便已打定主意要试探乃至挑衅，其答复无非是敷衍塞责，拖延时日。走此程序，不过是为彰显我之有理”罢了，难有实质收获。

    此事，终究要靠实力说话。关键在于要让方国珍，以及所有暗中窥伺者，彻底认清形势——触碰我大汉内核利益，所需付出的代价，远超其侥幸所得。”

    他的目光扫过殿中众臣，最后落在刘兴葛身上，接着道：“故而，遣使质问，程序当走。但外交是表，武力为里。要让方国珍明白，他的任何拖延与狡辩，都不会影响我做出反应的决心与速度。”

    “王上圣明，所虑深远，非老臣所能及。”

    刘兴葛知道石山决心已定，且考虑到了自己未言明的层面，便不再坚持，疲惫的脸上露出一丝释然，接着说出第三条建议：“其三，关乎收拾新得之地人心。池州、徽州、建德三府，大部州县连年战乱，生灵涂炭，流民未安，元气大伤。

    为示王上仁德，鼓励百姓回乡垦荒，恢复生产，是否可酌免此三府今年夏税，或减征部分？”

    这些新得之地，民力在汉、元两军的拉锯中消耗极大，汉军也在拿下城池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