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京州市光明区，孙连城家。

    光明区翠微路18号是一栋建于九十年代中期的多层住宅楼，六层，没电梯，外墙的马赛克砖已经掉了好几块，露出底下灰扑扑的水泥。

    楼道的声控灯坏了两个月没人修，孙连城每天下班回家都得摸着黑爬五楼。

    其实早在三年前，小区里就有好几户一起去找过物业，后来一打听，这事得街道出面协调，街道又往上推，最后不了了之。

    孙连城的妻子随口提过几次，让孙连城跟下面的人打声招呼。

    孙连城听完只是摆摆手——他自己就是光明区的区长，但让他为了楼道里一盏灯泡去打招呼，他丢不起那人。

    孙连城的家在三单元五楼，七十多平米的两居室，一家三口住着。

    进门就是客厅，一张灰扑扑的布艺沙发对面摆着一台老式电视机，电视机的机顶盒还是三年前广电统一免费换的那一批。

    茶几上搁着一只玻璃烟灰缸，缸底铺着一层碾得细碎的烟灰，旁边散着几本皱巴巴的《天文爱好者》杂志。

    墙角立着几个装方便面的纸箱，纸箱的盖子都被剪开了，露出里面书本杂志的一角。

    阳台上晾着几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被风吹得轻轻晃动。

    孙连城有个儿子，在外地念大学，平时不回家。

    妻子周敏在区文档馆上班，是个普通科员，朝九晚五，下了班就去菜市场买菜，回家做饭。

    夫妻俩的日子过得平淡如水，说不上富裕，但也饿不着。

    此刻，周敏刚刚把防盗门关上，手里拎着一兜子没来得及放回厨房的青菜，皱着眉头朝客厅里喊了一声。

    “连城，今晚这都是第几个来家里送礼的了？”

    孙连城站在阳台上，身前架着一台半人多高的天文望远镜。

    镜筒斜斜地指向西南方向的夜空，他弯着腰，右眼贴在目镜上，左手慢慢拧着调焦旋钮，那张被晚风吹得微微发红的脸上一脸专注。

    “第四个。”他的声音不咸不淡，象是在汇报一件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第一个是老张家的女婿，提了两瓶酒；第二个是安置办的小刘，拿了个信封，我没看里头装了多少；第三个是建材公司的周老板，拎了一兜海鲜，我让他原样拎回去了。这个是……”

    “是拆迁办的老胡。”

    周敏替他把话补完，叹了口气，走到阳台门口，把青菜搁在脚边的矮凳上。

    “带了两条烟，我没收。老胡说最近愁得头发都快掉光了，区里有人说省里要拿大风厂开刀，拆迁工作马上要动真格的了，他怕到时候出了事上头拿他当替罪羊。”

    孙连城直起腰，眼睛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望远镜的目镜，看着周敏，语气依然不咸不淡：

    “他愁？他愁个屁。大风厂的事真要动起来，第一个睡不着觉的是李达康，第二个是陈岩石，第三个是山水集团。他一个拆迁办的小主任，连棋盘都上不去，有什么好愁的？”

    说到这里，孙连城又补了一句：“你不也说了，不是说光明峰项目可能要黄吗？这些人和之前跑走的小丁一样，都是内部有消息的。你以为他们来我家里送礼，是给我孙连城面子？人家送的哪里是礼，是给自己的头上提前铺路。万一哪天出个差，拆到头上了，好歹还有个区长能记住他们的名字。”

    周敏靠在阳台的推拉门框上，抱着骼膊，看着丈夫的背影。

    这个男人在光明区待了十几年，从科员干到区长，每一步都走得比别人慢，比别人累。

    别人请客吃饭拉关系的时候，他在家里看星星。别人跑省里跑市里找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他还在家里看星星。

    这些年她不是没有抱怨过，但抱怨完了也就完了。

    她自己也就是个普通科员，知道自家男人不是什么八面玲珑的料。

    “连城，不是说上面刚刚下来一个许省长吗？”

    周敏的声音放柔了几分，“网上都在传，说这位许省长刚来汉东，不搞调研，不走秀场，上来就先拿大风厂开刀。连陈岩石那个老东西都被他气得差点心脏病犯了。你说，这新省长来了，咱们光明区是不是也要变变天了？”

    孙连城嗤笑一声，重新弯下腰去凑到目镜前。

    望远镜里，土星的光环在天鹅绒般的夜幕中缓缓转动，那道淡金色的光环被放大到了极致，连卡西尼环缝都清淅可辨。

    孙连城每次心烦的时候就爱看土星，那个带着光环的星球总能让他静下来。

    “知道。”孙连城的声音从望远镜后面闷闷地传来。

    “大风厂就在光明区，我怎么可能不知道。那天许省长去大风厂，门口围了好几十号人。陈岩石那个老东西拄着拐杖冲上去跟许省长理论，被许省长当众怼得脸都青了。我当时就在厂区外面，本来想上去看看情况的，一看那架势——好家伙，省长的架势，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