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也不可能都是最理想的状况。因此，指望他们凑人，基本上就是个随机事件。

    但当时的大商人们，并没有这么想。因为战争烈度不高的原因，那会儿，所谓「大族」，掌握的武装力量，是远不如现在的。为了省钱，很多人都只保有最低限度的家丁，保护自己的安全就行。至于其他的安防需求，则外包给各式各样的人。

    比如，通过和土邦君主的利益交换，他们能够轻松说服对方，给自己提供武装保护。虽然这样显然会让自己更加受制于人，但肯定能极大降低成本。而且，土王不可能平白无故就放弃这么大的利益，做杀鸡取卵的事情。更何况，只要手里的那些精锐保镖还在，那么土王的敌意行为，不但不会得到多少好处，还会因为结仇，惹来更大的麻烦。只要土王不发疯，就不可能真去翻脸的。

    这样一来，只是放弃了少许自主权，却能换来巨大的成本优势。在商人之间的竞争中，这些优势，甚至可能会成为最后的胜负手。而且这么多年来，不管是土王还是大商人，虽然不怎么听大元的话，但基本上都还是在大元的体系里，按照既有的规则，来进行权力和金钱的游戏。

    其他人选当然也有，比如在南洋，其实也是有雇佣兵的。这些人很多都是来自附近岛屿、因为各种关系衣食无著的流民，因此成本非常低。此外，中南半岛乃至印度，都有一些武装团伙来到南洋活动，寻找雇主。

    另外还有一些和元朝几乎同步的外来势力，就是倭人。早在宋朝的时候，中原和倭奴国的贸易就已经比较频繁了。当时，倭国已经进入铁器时代，手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有了初步的发展，刺激了本地各方面的需求。但这些手工业又不够发达，因此各种必需品，如丝、布、铁锅等，都严重依赖进口。

    室町幕府奉行锁国政策，推行海禁和贸易垄断。但中原商品因为缺乏，反而价格大涨，以至于十倍于出产地。在这种暴利驱使下，九州沿海一带的名主、庄官，以及下层的武士和商人，纷纷铤而走险，违抗幕府命令，从事起了海商兼海盗的职业。

    而在元朝陷入混乱的同时，倭国也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诸侯彼此攻伐，其中的失利者纷纷逃离本土，组织起了比之前更为正规的武装团伙，从辽东到南洋，四处从事走私贸易或者武力劫掠等活动。也是从这时候开始，倭人武士也成了南洋地区很常见的雇佣兵。

    这帮人的优点，是价格比较便宜，而且他们起码比土人和印度人什么的要能打多了，因此性价比反而挺高的。不管是大商人还是各地土王，都喜欢雇佣他们，时间长了，也成了一种常见的选择。

    不过，这些原本都是在大元维持的、粗疏但切实存在的秩序下存在的。现在，大元已经不在了一一而且，虽然陈文康等人还心怀侥幸，但像孙彬这样有远见的人，已经笃定它再不会回来了。那么，在「礼崩乐坏」、朝廷自己都已经瓦解的当下，朝廷的秩序又该何去何从？这显然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只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商人和土王，比陈文康他们，反应还要更慢不少。

    紫帐汗国这边，有很多人都认为，从人类出现以来，就有「战斗力高地」的存在。塞里斯那边，就是一个高地。在那边的战争中落败的人，会不断被迫向北方和西方移动。而且，新从塞里斯那边迁来的人，总是比上一波迁徙来的，战斗力更强。结果，上一波人就被继续向外挤压，进而形成一种类似多米诺骨牌的民族迁徙潮。

    类似的趋势，在很多地方都有表现，比如印度那边也一样一当然他那边可能不是水流下高地这种比喻，而是本身就是个非常低洼的洼地，才让周围不管什么人都乱冲过来————

    而根据爪哇元那边的看法，这类情况，在塞里斯南部其实也同样常见。只不过大家都更关心北方的游牧势力，这边的土人战斗力要弱很多，所以情况不太引人注目罢了。

    但从结果上来说，在华夏的南部边界地区，同样有这种迁徙的波次问题，而且非常明显。从元朝前中期到元末，这点时间，就足够区分出差别很大的两批势力了。而从这些商人的反应来看，这种战斗力的差距为什么会出现，也是不难理解的。

    在土人集结期间，陈文康的手下对敌人的据点进行了侦查，还按照之前的经验，尝试著发起了一些试探性进攻。不过，不管是商人的庄园还是土王的堡垒，都比较坚固，守备也很森严。

    这倒是不难理解，毕竟人家也是做生意做大的。商业上的竞争，一个重要的手法，就是发动突然袭击，直接把对方干掉。虽然说这些人战斗力衰退，但再怎么说，也是在这种混乱环境里打拼的大商人，不可能连这个都不懂。果然，人家早有准备，至少把这方面的试探给防住了。

    看到对方有备而来，陈文康又开始怂了。他一边联系还在进行外交努力的孙彬，打探消息，一边放弃了主动进攻的想法，开始加紧练兵，连庄园里的老弱、

    妇人，都发了武器，进行训练。

    而对方在这段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