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被破坏得十分严重。因此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以这个理由，迁去填充的。

    迁移的14万户中，有相当一部分安置于苏北的泗州和盱眙。此时这些地方都属于凤阳府。之后，朱元璋又迁徙了一批富户去淮安府属下的盐城、邳州、睢宁、宿迁等地，进一步充实当地人口。

    这几次迁徙，效果让朱元璋非常满意。他专门评价道：历史上汉高祖曾徙天下富豪于关中，过去我认为不好，如今想来，首都是天下根本，才知道有的事是理所当然，不得不做的。」于是再接再厉。

    苏北的人口充实之后，朱元璋甚至把南京也当做目标地。洪武二十四年，徙天下富户五千三百户于南京，三十年又徙富民一万四千三百余户于南京。可见这时候已经不止是为了恢复经济，单纯就是为了防范富户了。

    当然，富户本身，对这些举措肯定不会欢迎的。

    这些人，尤其是明朝刚开国时候迁徙的那一批，大多来自富裕的苏州一带，一直瞧不上苏北地区。强制让他们迁过去，损失也十分惨重。

    江南的地主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和奴仆，势力大为削减。

    明朝政府还不允许他们私自回去，使得这些人非常不满。有些人不敢公开回原籍，甚至伪装成乞丐，以逃荒为名，成群结队，散入江南诸州县乞食，到家扫墓探亲，第二年二三月又回到凤阳，年代久了，甚至成为习惯。据说凤阳本地花鼓戏，传播到江南，就是这些人在行动，而不是元末那些皖北、苏北的真乞丐们。

    而凤阳花鼓里，不乏抨击朱元璋的歌词，据说也是这些人最早开始即兴创作的。

    然而，朱元璋这次行动，手腕却十分强硬。他一开始就说「其富民多为奸顽之家」，做出了定性，要通过严刑峻法予以制裁。他下令禁止江南人口私自迁徙或者逃亡，专门派遣官员和军队到江南各地进行搜查、抓捕、乃至杀戮。此外，还强行将江南人口分为不同的等级和类别，如富民、贫民、奸民、良民等，然后按照不同的标准和比例进行迁徙。

    当然，虽然嘴上狠，但朱元璋一贯心软，迁徙的目的也不只是消耗富户，而是真想让他们在新地方经营起来。因此，官府对新来的移民，提供农具粮种，并实行实施了免税政策，以帮助这些人安居下来。

    平心而论，他们这个态度，已经比元朝对百姓好太多了。而且，定居的富户也并非衣食无著，生活条件甚至比当地平民都更好。但这些人还是极为不满，并没有因为这点「仁慈」，就改变对朱元璋的态度。

    后期，朱元璋通过调查，发现在迁徙的过程中，因为采取强力手段推动，因此确实存在一些行为过当、执行不准确的情况。朱元璋对此也不忌讳，马上安排手下，进行纠正，解决过激和错误的部分。他充许一部分江南人口返回原籍或者自由迁徙，由官府出面，恢复户籍；还下令继续减轻一些江南人口的赋税、罚款、征兵等负担。

    但是，朱元璋放还和补偿的，大多是他认为无辜受到波及的穷人。对于富户，并没有改变政策的想法。因此，这种明显偏袒一部分人的补救措施，反而让掌握文笔的富户更加不满。不但没有改变舆论，还让朱元璋的名声更臭了————

    地方志书记录说「大明洪武登极之初，虑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武员，率游骑击散，谓洪武赶散」」。这个说法，都是比较委婉的了。在民间，一般叫做「红军赶散」或者「红蝇赶散」之类。

    虽然脱离了红巾军，甚至多次主动和红巾军切割，但显然，富户们还是把朱元璋当成红巾军的一员，称其为「贼人」，根本不认帐。

    而且，尽管势力独立，但朱元璋的军队，确实也有扎红巾以示身份的习惯，导致这个外号进一步扩散开。出于对红巾军的不满，将其暗喻为红蝇瘟疫，所以才有这些外号。

    不过，尽管一直挨骂，但明朝政府迁徙富户的行为，还是持续了下去。据郭康所知，至少到嘉靖年间，都还维持著强制迁徙富户的活动。因为在这么长的强制迁徙期，富户们其实也创作了众多表达自己生活艰苦、精神受创之类主题的文学作品，很好辨识。不过再之后，相关的消息就不多了，可能朝廷也不再搞了。

    在这种持之以恒的打击富户的行动中，自然有人冒险逃亡。在他现在这个世界线，由于海上的元友众多，势力更加雄厚，不少人选择了出海躲避。

    元末的时候，从苏州到崇明岛一带，人烟就很多，甚至出现地狭人众、耕地不足的情况。大元和大宋一样，根本不管、甚至去鼓励富户变本加厉兼并，因此光一个崇明岛，就有两千户农人没有土地。很多人也只能选择出海讨生活，给逃亡者提供了足够混乱的环境背景。

    所以，像是郑先生这样的人，对于明朝的敌视，比陈文康和孙彬等人都还强烈一些。他的行动，自然也就主动性十足，而且目的明确了。

    经过一番沟通，他向陈文康提出一个办法：先不去管这些，而是找一个陆地上的土人国家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