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萝卜，全都供应紧张。

    早先来华的苏联专家人数有限，各单位食堂所需的红菜头、黑麦粉、西式香草、乳制品原料等。

    都直接从苏联批量进口，勉强能维持供应，压力不算特别大。

    可1956—1958这两三年间，在华的苏联专家数量达到顶峰，各地工厂、院所、矿区都设有专家专用食堂。

    苏式食材消耗量成倍暴涨，谷物黑麦之类尚且好办，这类粮食晒干之后方便储运。

    大批量从苏联采购虽花销大，至少能存放许久，损耗很低。

    可像红菜根、莳萝、欧芹、块根芹菜、黄皮洋葱这类西式蔬菜完全是另一回事。

    长途跨国运输路途漫长，一路颠簸磕碰，加上气候因素极易腐败。

    而且生鲜蔬菜不耐存放，即使运到了国内，也没有太好的低温保鲜措施。

    往往费尽千辛万苦运到国内，大半已经腐烂变质，损耗高得吓人。

    再者苏联专家用餐讲究，做红菜汤、沙拉必须用新鲜蔬菜，脱水菜干替代不了，口感和风味差得太远，食堂根本没法凑合用。

    一边是进口成本居高不下，一边是生鲜运输损耗巨大、还达不到饮食标准，两条路都走不通。

    上级部门几番权衡，最终把任务下达到了农科院，明确提出要求。

    这些苏式蔬菜不能再单纯依赖进口，必须自主开展引种、试种、良种改良等工作。

    就地培育适合国内生长的苏式蔬菜，实现自给自足，稳定供给新鲜食材，从根源上解决难题，减少财政压力。

    自然而然的，这份重担落到了农科院的蔬菜研究所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