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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七万份!
这是《山东文艺》有史以来的最高发行成绩。
已经足够让孔邻荣耀落幕了。
没想到,《大众日报》转载的李存宝那篇报告文学,再次让严缺成为焦点,进而让更多的人知道,1979年第12期《山东文艺》上刊载过严缺的小说《傻瓜》。
“同志,您这里有去年最后一期《山东文艺》吗?”
“这都今年1月底了,哪儿还有去年最后一期《山东文艺》啊?我们有最新一期《山东文学》您要吗?”
“《山东文学》?”
“对!《山东文学》其实就是原来的《山东文艺》,今年改名了!这期《山东文学》也挺好看的,您要不要来一份看看?”
“不要!我就想要去年最后一期《山东文艺》!”
“……”
类似的对话,在多地数不清的邮政局、报刊亭上演,于是求加印的电话差点没把《山东文学》(原《山东文艺》)发行所的电话打爆。
山东新华印刷厂“不得不”开启了最后一期《山东文艺》的第三轮加印。
直接导致这期杂志的总发行量突破了十万份!
孔邻,心潮澎湃!
王曦坚,酸得牙根都痒痒!
严缺同志明明是来参加我们《山东文学》重点作者研讨班期间写的《傻瓜》,理应给我们《山东文学》发表,孔邻同志死皮赖脸霸住稿子不放,发表在了他最后一期《山东文
假如我当时拼着跟孔邻红脸,也要把严缺同志的《傻瓜》抢回来呢?
有多少省级文学刊物,开年第一期就能拿到这么高的发行量啊?
简直开门红对不对?
结果呢,就因为孔邻卖可怜,说要拿严缺同志的《傻瓜》,给他的主编生涯收个尾,我心软了,我撒手了。
老孔……老孔,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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