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知青点的灯光相继熄灭，只有丁秋红炕头的那盏煤油灯还亮着。她重新拾起被揉皱的信纸，一字一句地又读了一遍，每读一个字，心就冷一分。

    她想起小时候，父亲在书房里教她读书写字的模样，那么儒雅，那么睿智；想起母亲的温柔，那么高雅，那么端庄。那些画面曾是她心中最珍贵的记忆，是她面对困境时的精神支柱。

    可现在，这一切都变得如此陌生，如此可笑。

    “要充分挖掘并利用好他的一切影响和关系”——

    这句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割开了她心中对父母最后一点幻想。什么时候，她心目中清高自持的知识分子父母，变成了精于算计、毫无底线的投机者？

    窗外，风吹沙砾打在窗户纸上，发出沙沙的声响。丁秋红蜷缩在炕角，把脸埋在膝盖里，无声地流泪。

    她不知道明天该如何面对林墨，如何面对生产队的劳动，如何面对这个被她父母和自己搞得一团糟的人生。

    而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丁家教授夫妇正坐在温暖的客厅里，焦急地等待着女儿的回应。

    “老丁，你说红红会按我们说的做吗？”丁母不安地搓着手，“那孩子性子倔，我怕她……”

    丁父推了推眼镜，故作镇定：“她会的。现实会教她低头的。再说了，我们这不都是为了她好吗？”

    “可是……可是我们之前那样说林墨，现在又让红红去接近他，这是不是太……”丁母的话没说完，但意思很明显。

    丁父不耐烦地摆摆手：“此一时彼一时嘛！当时是怕她陷进去，耽误回城。现在是特殊情况，需要借助那小子的力量。这叫灵活应变！”

    他起身走到书柜前，抽出一本《孙子兵法》，翻到某一页，指着上面的字句说：“你看，孙子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我们这就是因势利导！”

    丁母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还是咽了回去。她心里隐隐觉得不安，觉得丈夫的做法有问题，但在这个家里，一向是丁父拿主意。

    “好了，别想那么多了。”丁父合上书，自信满满地说，“等红红按我们说的做，跟林墨修复关系，争取到轻松点的岗位，咱们再慢慢想办法把她弄回来。这次咱们低调点，不走官方渠道，找找老同学、老关系……”

    丁母点点头，但心里的不安却像滴入清水的墨汁，慢慢扩散开来。

    “老丁，要不……咱们再写封信，跟红红道个歉？”丁母试探着问，“就说我们之前考虑不周……”

    “道什么歉？”丁父打断她，“父母为子女计深远，有什么错？她现在不理解，将来会明白的！”

    说罢，他转身走向书房，留下丁母一人坐在客厅里，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长长地叹了口气。

    八月的黑河大地，是一幅被上天肆意挥洒的浓重油画。

    目光所及，是一片惊心动魄的喧嚣（虽然各种作物的产量一般）：麦浪翻滚着最后的金黄，如同一片熔化的金子铺满山野；豆田里，豆荚在风中摇曳，发出细碎如摇铃般的私语；高粱则挺直了腰杆，擎起一束束炽烈的火把，将天际都染上了一层羞赧的酡红；至于那漫山遍野的玉米，更是怀抱着裹在嫩绿襁褓里的大棒子，像一排排忠诚的卫兵，守卫着这季风雨调顺的最后见证。

    整个靠山屯，乃至整个逊克县，都沉浸在这庄稼成熟所特有的、混合了泥土芬芳与植物清甜的醇厚气息里。

    这香气，如同一杯陈酿的老酒，闻之便让人心醉，可醉意之下，翻涌上来的，却是更深、更沉的心焦。

    这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情感。尽管人们心里都清楚，在这片广袤而贫瘠的黑土地上，所谓的丰收，其斤两远非江南鱼米之乡所能比拟，但这一季的收成，依旧是全年生计的压舱石。它意味着炕头能更暖和一些，饭桌能更实在一点，娃娃们的新棉袄里能多絮上一层厚棉花，或许还能攒下几个子儿，应付来年那漫长而苛刻的春荒。

    因此，这片绚烂到极致的秋色，在老乡们眼中，并非可供欣赏的风景，而是吹响了号角的战场。

    “处暑不收黍，必定落了籽！”老把式们嘴里反复念叨着这祖辈传下来的农谚，浑浊的眼睛却死死盯着天边，那眼神里混合着敬畏与祈求，恨不得能甩出几颗大钉子，把那个日渐偏南、步履匆匆的日头牢牢钉在天上，好多偷得几个时辰的光阴。

    北方的霜冻，从来不讲武德，它如同一个冷酷的刺客，总在某个你疲惫不堪的深夜里，悄无声息地翻过兴安岭的脊梁，骤然降临。一旦被它那冰冷的唇吻触碰，地里所有来不及归仓的粮食，一年的血汗，全家老小的嚼谷，都将化为泡影。

    抢收，是一场与天争时的、不容失败的战争。

    整个靠山屯，但凡还能喘口气的，几乎全扑到了地里。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无声的、却比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