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婶子转过身去，撩起围裙擦眼泪。春草搂着虎子，把脸埋在孩子的棉帽子里，肩膀一耸一耸的。

    校长叔站了起来，把烟袋别在腰上，声音有些发哽：“我再去借点钱……”

    “不用借！”熊哥一把按住他，“叔，你要是借钱，那就是打我和林子的脸。”他的表情认真起来，“虎子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

    窗外的风停了，老杨树不响了。一缕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结满霜花的窗户上，亮晶晶的。

    当天上午，林墨和熊哥就去了公社。

    两个人骑着那辆三轮摩托车，一路颠簸地到了公社邮电所。

    摩托车在路上颠了一个半小时，两个人被风吹得脸皮发紧，身上糊满了雪水融着黑土和成的泥点子，活像刚从煤窑里爬出来的。

    两个人下车的时候又是跺脚又是吐嘴里的砂粒子，熊哥边咳边骂：“这破路，颠得老子肠子都快出来了。”

    林墨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得方方正正的纸条，上面是他拟好的电文稿——删了又改，改了又删，最后只剩最要紧的一行字：“近日带孩子赴冰城看病请联系最好的医和医生”。

    两个人推门进了邮电所。

    邮电所是一间灰砖房子，门脸不大，门上的绿漆牌子褪了色，窗户玻璃上贴着“邮政”两个红字，也褪成了粉白色。屋里生着一个铁炉子，煤烟味儿呛鼻子，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姑娘，正对着小圆镜子描眉，旁边一个年轻小伙有一句没一句地和她闲聊着。

    那姑娘二十出头的年纪，烫了一头小卷毛，用个花手绢扎着，脸擦得雪白，嘴唇涂得通红，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便装，领口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她听见门响，从镜子上方撩起眼皮看了来人一眼，又低下去了——那一眼的意思很明白：扫了一眼，觉得不值得再看第二眼。

    林墨和熊哥的打扮确实不入她的眼。

    林墨穿一件打了补丁的军绿色棉袄，袖口磨得起了毛，脚上一双解放鞋，鞋帮子上全是泥巴，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脸上还有一道灰印子。熊哥更不用说了，五大三粗，棉袄敞着怀，里面一件脏兮兮的灰色秋衣，领口豁了边，脖子上青筋暴起，活像个拦路抢劫的土匪。两个人都是一副风尘仆仆、灰头土脸的模样，往这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邮电所里一站，跟两棵从泥地里拔出来的老树桩子似的。

    “同志，”林墨走到柜台前，把那纸条递过去，语气客气，“发个电报，加急。”

    姑娘没接纸条，甚至连头都没抬，手里的镜子没离开眼前。过了好几秒，她才不紧不慢地开了口，声音又细又尖，像指甲刮玻璃：“急什么急？没看见忙着呢？”

    那个年轻职员看着林墨和熊哥吃瘪，差点轻笑出声。

    熊哥的眉头皱了一下，但没吭声。林墨把手收回来，把纸条放在柜台上，耐着性子等。

    姑娘描完左边描右边，描完眉毛又拿起一盒粉，对着镜子扑扑扑，扑得面前一层白雾。熊哥咳嗽了一声，这次不是呛的，是不耐烦的。姑娘从镜子里瞪了他一眼，那眼神像刀子似的：“咳什么咳？这儿是邮电所，不是你们家大炕！”

    熊哥的脸一下子涨红了，刚要张嘴，林墨伸手按住他的胳膊，自己往前探了探身子，声音放得更低了：“同志，我们真有急事，孩子病了，等着发这个电报……”

    “孩子病了找大夫啊，找我干什么？”姑娘把粉盒啪地一扣，终于抬起头来，拿眼珠子上下打量了林墨一遍，那目光从头顶扫到脚尖，又从脚尖扫回头顶，最后嘴角一撇，露出一副嫌恶的表情，“你们这些人啊，一进城里就慌慌张张的，好像全天下就你们家事急。行了行了，今天不办了，明天再来吧。”

    “明天？”熊哥嗓门一下子提上来了，“我们大老远跑来的，明天还有明天的事！同志，你看看，这还没到下班点呢——”

    “我说不办了就不办了！”姑娘把眉毛一竖，声音尖得能把房顶掀了，“你看看你们俩，身上那土，那泥，把我们柜台蹭脏了你赔啊？去去去，明天早点来，排第一号！”

    林墨深吸了一口气，把火压下去，从兜里掏出钱来拍在柜台上，又把纸条往前推了推：“同志，我们是真的急，孩子的心脏病，耽误不起。你就帮个忙，发一个加急，也就几句话的工夫……”

    “少跟我这儿套近乎！”姑娘腾地站起来，椅子腿刮地发出刺耳的声响，她双手叉腰，下巴抬得老高，“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耳朵不好使还是怎么的？明天来！听不明白话吗？”

    熊哥这下彻底忍不住了。他把背上那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从肩上卸下来——那枪是他和林墨从靠山屯出发时就背着的，傍身的家伙。他双手端着枪身，往柜台上一搁，指头扣进扳机护圈，“哗啦”一声，干脆利落地把子弹推上了膛。

    那声音脆生生的，在安静的邮电所里炸开，像一鞭子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