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大帽子扣下来，屋里里鸦雀无声。两个年轻人都低着头，不敢吭声。那姑娘抽了抽鼻子，把表格摆在台面上，声音闷闷的：“请您二位移步到这边，马上为您办理。”

    姑娘手忙脚乱地坐到柜台前，从抽屉里拿出电报纸，笔都拿反了，戳了半天写不出字来。林墨把自己的纸条递过去，她接过去的时候手还在抖，一个字都不敢多说，埋头刷刷地填写。

    业务办完，林墨付了钱，把回单揣好，转身就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缩在柜台后面的姑娘。

    姑娘以为他要说什么，吓得一哆嗦。

    林墨什么也没说，推门出去了。

    门关上了。三轮摩托车的发动机轰隆隆地响起来，屁股上冒着烟又奔信用社去了。

    姑娘瘫在椅子上，后背全是冷汗。周副主任站在柜台前，半天没动地方。李卫国摇了摇头，说了句“周主任，我那边还有事”，转身走了。

    邮电所里恢复了安静，只听见铁炉子里的煤块噼啪作响，和姑娘压抑不住的、细细的抽噎声。

    从邮电所出来，熊哥一个劲地乐。

    他坐在摩托车斗里，笑得前仰后合，棉袄敞着怀，风灌进去鼓成一个球，活像个喝醉了酒的胖罗汉。“林子，你是没看见那丫头那脸，”他用手比划着，“白的红的，跟过年贴的门神似的！哈哈哈哈！”

    泥土路坑坑洼洼，三轮摩托蹦蹦跳跳，林墨在车把上稳着劲儿，眼睛盯着前方。眼看快到信用社了，他才开口：“别笑了，前面就是信用社，办正事。”

    熊哥收了笑，摸了摸怀里揣着的布包，里面是两个人的全部家当——农村信用社的存款单子。他拍了拍那个包，咂了咂嘴：“两千块够不够？要不咱们多取点？”

    两千块，放在这个年头，是一笔大钱。一个公社干部一个月工资才二十来块，两千块够一个人不吃不喝攒好些年的。

    可虎子的病不轻，到了冰城，住医院、做检查、开刀、吃药，哪样不要钱？庄超英和王援朝再仗义，也不能让人家掏腰包。

    信用社在公社大街的中段，说是“大街”，其实就是一条土路，两边稀稀拉拉几间砖瓦房。信用社的门脸比邮电所气派些，门口立着两根水泥柱子，顶上刷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红字，风吹日晒的，红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灰白的水泥。

    林墨把摩托车停在门口，熄了火。两个人跳下车，跺跺脚上的泥，推开门进去了。

    信用社里头收拾得亮堂，水泥地面拖得干干净净，柜台是一长溜木头台子，上面铺着绿呢子布。墙上挂着毛主席像和几条标语，炉子烧得滚烫，一进门热气扑面。

    营业窗口有三个，这会儿只开了两个。靠左边那个窗口后面坐着一个梳短辫子的姑娘，穿着蓝色的工作服，领口别着工号牌，正低头打算盘，噼里啪啦的。右边的窗口坐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妇女，正往账本上写着什么。

    听见门响，短辫子姑娘抬起头，习惯性地露出一个职业化的微笑：“您好，办什么业务……咦？”

    她的话顿住了，眼睛先是看到了林墨——穿着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袖口磨毛了边，裤腿上还有干泥点子。然后看到了熊哥——五大三粗，棉袄敞着怀，里面的秋衣领子豁了口，脖子上还有一道被树枝划的红印子，胡子拉碴。

    按说这样的打扮，在信用社里是不太受欢迎的主儿——穿成这样，能有多少钱？可短辫子姑娘的表情不是嫌弃，而是愣了一下之后，眼睛里迅速地闪过一道光，那道光叫做“认出来了”。

    她的笑容从职业化变成了真真切切的热络，声音都高了半个调：“哎呀，林哥！熊哥！你们来了！”

    她记得这两个人。

    不只是她记得，全信用社的人都记得。

    信用社的人谁都知道，这两个穿着不咋样、看着像山炮的汉子第一次走进来的时候，她差点没当成要饭的打发了——还是主任眼尖，看见那个大个子从怀里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布包，解开扎口的破布条，往柜台上一倒，哗啦啦滚出来的全是票子。五块的、十块的、一块的，还有毛票和钢镚儿，卷成卷的、叠成块的、拿皮筋扎着的，满满当当堆了一小堆。

    短辫子姑娘当时就愣住了。她算了两遍，数出三百七十多块钱来。

    三百七十多！这年月，农村里的人一年能见几个现钱？三百多块，那是什么概念？

    一斤大米或白面大约一毛左右，猪肉一斤五六毛钱，鸡蛋一个几分钱。三百块钱，可以买三千多斤大米——够一个五口之家吃两三年；能买四五百斤猪肉——相当于多少头猪的肉量；一辆“永久”“凤凰”牌自行车一百二三十元，一块“上海”牌手表一百元左右，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四五十元。三百块钱，可以置办“三转一响”的上等配置：一辆自行车加一块手表加一台收音机加一台缝纫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