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急着伸手。先把松明子插进石缝里，让火光稳稳地照着，然后把匣子从岩屑里轻轻扒了出来。匣子入手很沉，木料光滑冰凉，没有任何虫蛀的痕迹。盖子上有一把小小的铜锁，锁头已经锈成了绿色，锁孔被铜锈糊得严严实实。林墨犹豫了一瞬，还是从腰间摸出手插子，用刀尖拨了几下锁扣。“咔”的一声，锁簧弹开了——那声音在寂静的山洞里清脆得像一声心跳。

    匣子一开，一股幽幽的沉木香气飘了出来。火光映照下，匣子里面衬着暗红色的绒布，绒布上，静静地躺着一件东西——

    纯金的。

    火光一照，满眼都是黄澄澄的、柔和的、沉甸甸的光。那是一个巴掌大小的印章，底部刻着四个篆字——“天皇御玺”。印身上浮雕着一圈层层叠叠的菊花纹，每一瓣都刻得精细入微，花蕊处镶嵌着一颗黄豆大小的红宝石，在火光下闪着暗红色的火彩。

    他拿着松明子凑近了些，发现印的侧面还錾着一行小字，是中文：“康德六年，满洲国群臣恭制”。林墨高中毕业，知道“康德”是伪满洲国溥仪的年号。

    他脑子里转了一圈，渐渐理出了头绪——这不是日本天皇的真御玺，是伪满洲国的汉奸们为了讨好日本人，花费重金打造的一件仿品。纯金镶嵌宝石，做工确实下了血本，当年关东军司令得了这东西，想必也甚是喜欢。可喜欢归喜欢，这东西毕竟是个“假货”，不好公然摆进天皇的宫殿，多半就留在了关东军司令部，当个玩物。

    匣子底下还压着一张发黄的纸。纸的质地很好，是那种绢面似的薄而韧的宣纸，上面用毛笔写着几行字，字迹端正，笔锋苍劲。

    “伪满癸未年，吾随驾新京。见汉奸辈铸此金宝，献媚倭酋，丑态百出。倭酋虽喜，终不敢呈送本国，留于奉天司令部中。吾心不忿，趁乱窃出。事发后倭寇震怒，全城搜捕，连累无辜百姓数十人。吾深悔之，然物已到手，绝不复还。遂隐姓埋名，携此物数十年，不敢示人，不敢毁弃。料理吾后事者，可得此物。然福祸两兼，慎之慎之。”

    落款处没有名字，只画了一个小小的满文符号，像是一个家族的徽记。

    林墨把那张纸重新折好，放了回去，又把那枚金印裹在绒布里，搁进匣子，盖上盖子。

    他拿出羊皮纸，找到图上标注的埋骨处——就在洞口左手边不到两丈远的一块平地上。按理说，这里应该能看到东南方向的山口。林墨从背包里拿出准备好的短柄铁锹，在选定的位置开始挖。

    冻土硬得跟石头一样，一锹下去只啃起一小块土疙瘩。他脱了棉袄挖，挖了大半个时辰，才刨出一个够深的坑。坑底垫了一层晒干的松枝，把陶罐放进去，又在四周填满干草，撒了一把带来的纸钱，然后把土一锹一锹地填回去，拍实，堆出一个馒头状的坟头。

    他在坟前点了香烛，烧了纸，纸灰被窜进来的山风卷起来，在暮色中像黑色的蝴蝶一样打着旋。他从背包里拿出苹果和点心，摆在坟前的一块石板上。

    “师父，”林墨跪在冻土上，膝盖硌着碎石，他不在乎，“您安息吧。您教我的东西，我一辈子不会忘。您交代的事，我办完了。您在天有灵，看着点，我林墨不会给您丢人。”

    他磕了三个头。额头抵着冰凉的地面，一股说不清的东西从心底涌上来，堵在嗓子眼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他没哭，跪了很久，久到香都烧完了，久到山风把他的脸吹得生疼。

    他站起来，把木匣子塞进背包，背包一下子沉了不少，除了重量，还有那种沉甸甸的、压在心口的东西。

    林墨最后看了一眼那座小坟，转身下山。

    张广才岭的风呜呜地吹，像有人在哭，又像有人在笑。漫山的雪在最后的暮光里泛着幽幽的蓝，林墨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山下走，雪地上只留下一串一个人的脚印，伸向山下那辆等着他的吉普车。

    虎子一天比一天见好。

    这种“好”，不是医生口中那些干巴巴的指标——心率稳定、肺部无杂音、伤口愈合良好——而是一天一天看在眼里的、活生生的变化。

    手术前，虎子连走几步路都要喘，嘴唇一年四季挂着青紫色，像被人掐着脖子过日子。稍微疯闹一阵就胸口发慌，额头上一层虚汗，得蹲下来歇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春草不敢让他跑，不敢让他跳，连大声哭闹都要赶紧哄住，怕他一口气上不来。

    那时候的虎子，像一盏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的油灯，火苗忽明忽暗，谁都不知道下一秒会不会灭。

    现在不一样了。

    虎子能下地了。脚踩在病房的水磨石地面上，凉丝丝的，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丫子，又抬头看了看春草，试探着迈了一步。

    两步，三步。

    他走得不快，但稳当，小胸脯挺得直直的，再也没有以前那种走两步就往下蹲的疲态。春草跟在后面，两只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