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没出正月，靠山屯还裹在年节的尾巴里。各家门口的红纸对联还没褪色，窗根底下还散着没扫净的鞭炮碎屑。地里冻着，人闲着，偶尔几声鸡鸣狗叫，把屯子衬得越发空落。苟家院里却格外热闹。

    苟家来客了。五六个后生，二十到三十来岁不等，穿得很一般——灰军便服蹭着油渍，蓝棉袄扣子掉了半排，露出发黑的棉花。没一个戴帽子，头发乱糟糟的，像是好些天没洗过。

    他们走路的架势不像庄稼人——步子太匀，落脚太轻，目光总是先扫四下再落回原处，像是常年习惯先确认自己有没有被盯上。

    苟文才迎出来，满脸堆笑，把那几个人让进院子：“到了？快进屋，屋里暖和！路上冻坏了吧？”那几个人客气着，跟在后面进了屋。苟文才对屯里人说这些人是县城那边多年断了来往的远房表亲，这些年没怎么走动，现在开始来往了。

    为了招待这些远道来客，苟家这回真是下了血本。苟文才天不亮就揣着票和现金去了公社供销社，割了五六斤五花肉，又打了满满一塑料桶散装白酒。回来后又让老伴炖肉蒸馍，在灶房忙活了小半天。傍晚时分，堂屋里飘出的肉香混着柴火气，顺着院墙漫出去半条街。八仙桌上摆满了菜——红烧肉炖得油亮，粉条白菜冒着热气，炒鸡蛋黄澄澄的，还有一碟花生米、一碟腌萝卜。肥肉片子码在盘子中央，油花在煤油灯下泛着琥珀色的光。

    苟文才把桌子擦了又擦，碗筷摆了又摆，又亲自去请人——先是队长叔，后是校长叔。他搓着手，满脸是笑：“老赵，老陈，今天家里来亲戚，特地请你们去陪个客。

    也没啥好菜，就是图个热闹。”

    到家了又热热络络给双方做介绍：来时走在最前面的叫刘大柱，二十七岁，县城边上刘家沟的，早年跟他爹跑过几年山货，认得路也认得人。他端酒杯时手指并拢，不抖不晃，像是常年端枪的人喝酒也会留一分力气。

    他身后跟着表弟孙二虎，二十五岁，穿一件深蓝棉袄，走路时右脚比左脚轻，像是小时候伤过脚腕，但步子不慢。

    蹲在门槛上抽烟的瘦高个叫马三亮，二十八岁，头发乱得跟鸡窝似的，可手指利索，半根烟在指间翻了几次也没掉灰。靠墙坐的圆脸后生叫赵老四，二十六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便服，领口磨毛了，但靴子是新的，笑的时候从不露牙。

    最年轻的那个叫周老幺，二十三岁，一进屋就先看了一圈房梁和门窗，吃饭时背靠着墙，筷子横握在手里，像是随时准备搁下站起来。

    苟富贵端着酒杯，来回劝酒。他先从队长叔下手，端着酒凑到跟前：“赵叔，我敬你一杯。你家那姑爷子，熊哥，是真有出息。年前那场亲事办得——整个公社数得上号的，真给我们屯子长脸！”

    校长叔得意，满满的一杯酒下了肚。

    苟富贵又转向校长叔：“陈叔，听说你们家开了春也要盖新房子？啥时候动工？我们爷俩都能过去搭把手？咱们这边砖瓦厂在公社，运过来得老费劲了吧？”

    这事是队长叔传出去的，林墨也给他们老两口子说过，但校长叔心里不过意：虽然这几年和林墨处得像亲父子，可再怎么着也不是亲的。让人家孩子花那么老些钱，自己怎么能过意得去？

    队长叔却是越来越上劲：“我们两家一齐开工，正房三间，偏房两间，前面再起个门楼，青砖到顶。”他大声说着，声音里带着一种无法压制的得意，像是在跟全桌人宣布一件早该被公开的事：“钱的事不用我操心，我那姑爷子跟林墨是一条心，我家的挑费姑爷子出，老陈家的挑费小林子出。”

    那几个客人互相看了一眼，刘大柱把酒杯搁在桌沿上，好像不经意地问：“叔，按您刚才这铺排花费可不是小数吧？怕是得千把块？”

    队长叔夹了一口菜，嚼了两下咽下去：“估摸着，千把块打不住。”他伸出右手比划了一下，“两千块总是要的。”

    孙二虎像是接话接得自然：“我听老表说你家我妹子成亲，都有了缝纫机和自行车？买那两大件光有钱还不行吧，不是还得有票，得靠关系才能弄到？林墨同志能弄到这些，手里不但钱多，怕是关系也得硬吧？”

    苟文才接了一句，语气像是在替林墨说话：“小林那孩子，有本事。在山里没少弄好东西！”队长叔点头，酒意上头，彻底不搂了：“那是！光那台缝纫机，市面上就得一百多块。再加上自行车，拢共得个大几百。我估摸着，他手里没个万儿八千，他敢这么花？”

    那几个人的目光在队长叔话音落下时短暂地碰了一下，像是有什么东西随着那道句号一起落进了他们各自的口袋里。

    苟富贵又给队长叔倒满了酒：“叔，那林墨干啥营生挣的钱？打个狼什么的也弄不到那么多钱吧？”队长叔又端起酒杯：“听说主要跟药材有关，跟京城的同仁堂做的买卖。”他顿了顿，像是想把那句话前面的台阶也一并扫干净：“具体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