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爾和葛拉斯同時豎起了耳朵。

    “以後，他們可能也會有一些事情，需要兩院委員會幫一些忙。”

    兩人都是國會的老狐狸，瞬間聽明白了。

    這是政治場上最典型的利益交換。

    法蘭克福特和蘭迪斯不是政府官員，也不是國會議員。

    對他們來說，這份法案確實會讓他們大出風頭，但也就僅此而已。

    法案通過後，他們的名字會被刻進法案、刻進美利堅的歷史，然後他們會回哈佛繼續教書，寫幾篇論文，出幾本書，然後或許就會漸漸被人遺忘。

    但對於在座的議員們來說，情況完全不同。

    明年就是中期選舉，每個人的席位都有著各自地區的競爭對手。

    如果這份法案以他們的名字命名，那這份政績，跑都跑不掉。

    葛拉斯和斯蒂格爾飛快地交換了一個眼神。

    那眼神里，已經沒有了剛才的矜持和推讓。

    只剩下一個老狐狸在評估交易是否划算。

    但不管怎麼算，欠法蘭克福特和蘭迪斯等人一個人情，換一份明晃晃的政績，這筆賬，怎麼算都不虧。

    “既然是這樣，那就沒問題了。”

    葛拉斯第一個表態，語氣比剛才乾脆了許多。

    斯蒂格爾緊隨其後，聲音比他更大，更慷慨激昂：“法蘭克福特教授、蘭迪斯教授他們的名字，必須要刻在法案的最前排，這是他們應得的榮譽！”

    費蘭知道，從這一刻起，關於這項法案的利益分配，算是塵埃落定了。

    在斯蒂格爾和葛拉斯的號召下，兩個委員會的議員們陸續收拾東西，準備離去。

    他們走得很滿意，有人臉上帶著笑，有人還在低聲討論剛才沒爭完的條款，但語氣已經平和了許多。

    更有意思的是，那些剛才還在為一條定義爭得面紅耳赤的人，此刻勾肩搭背地往外走。

    “剛才沒吃飽，我知道附近有間餐廳不錯，一起去試試？”

    “沒問題，你請客。”

    “你這該死的混蛋，憑什麼我請？”

    “剛才辯論你輸了。”

    “我輸了？你哪隻眼睛看見我輸了？”

    這些人說著說著又爭了起來，但語氣裡已經沒有火藥味，倒像是在開玩笑。

    “你看看這些人，剛才恨不得打起來，現在倒好，勾肩搭背去回去了。”

    巴蘭坦走了過來，十分鄙視的說了一句。

    費蘭沒有接話。

    他只是看著那些離去的背影，看著他們在走廊裡互相拍肩膀、開玩笑、約飯局，心裡再次感嘆——這就是政客。

    剛才還在為一條定義爭得你死我活，轉眼就能勾肩搭背去喝酒。

    不是因為他們虛偽，是因為他們知道——爭，是為了利益；不爭，也是為了利益。

    沒有了華爾街的干擾，也沒有了兩院委員會沒完沒了的爭吵，接下來的起草工作順利得像是順水行舟。

    日子一天天推進，草案的框架越來越清晰，條款越來越嚴密，那些曾經爭論不休的定義和界限，在反覆的推敲和打磨中漸漸定型。

    起草大廳裡的燈光依然亮到深夜，但氣氛已經不像之前那樣緊繃。

    人們有條不紊地忙碌著，偶爾還能聽到幾聲壓低的笑聲——那是看到勝利曙光的笑聲。

    不過在這些日子裡，有一個人進步的速度，比草案推進得還快。

    那就是艾米莉·沃森。

    費蘭一直在有意識地將一些現代的分析方法傳授給她。

    那些來自後世的東西。

    經過幾十年無數專家和學者的反覆驗證、修正、完善，對於1933年這個許多領域還處在摸索階段的年代來說，還沒有出現的東西。

    比如迴歸分析。

    這個年代的人做資料分析，還停留在‘看趨勢’、‘比大小’的階段。

    費蘭教她把一組資料拆成若干個變數，看每個變數對結果的影響有多大。

    哪個是主因，哪個是次因，哪個看起來重要其實無關緊要，一張張表列出來，清清楚楚。

    比如相關性檢驗。

    這個年代的人看到兩件事同時發生，很容易得出‘甲導致了乙’的結論。

    費蘭告訴她：同時發生，不一定有因果關係。

    要先排除巧合，排除第三方因素的影響，才能下結論。

    比如抽樣方法。

    這個年代的人做調查，往往是‘能找到什麼資料就用什麼資料’。

    費蘭告訴她：資料來源的偏差，比資料本身的誤差更致命。

    樣本要有代表性，要有隨機性，要能經得起推敲。

    這些在後世任何一個大學統計學入門課上都會講到的東西，在1933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