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貴賓室，沒有任何人替他填寫單據。”

    書記員當庭宣讀的分行留存客戶簽名卡副本，也與檢方手中那幾份存款單上的筆跡完全吻合。

    哈洛倫同時展示了一份第37分會在1931年1月的內部財務會議紀要。

    紀要中菲茨帕特里克明確要求各排程組長在每年報稅前，“將上一年的灰色收益自行處理，工會在賬面上概不負責。”

    這份檔案恰好是FBI突襲舊印刷廠時從地下室檔案櫃中繳獲的原件，上面考斯基的親筆簽名就列在與會者簽名欄的第三行。

    至於財務秘書丟失憑證的問題。

    哈洛倫將一份從菲茨帕特里克保險櫃中繳獲的副本憑證簿呈上法庭。

    上面清晰地列著每個季度向考斯基支付排程費的內部傳票。

    每一張傳票的存根都附有考斯基寧本人的印章和日期。

    他轉向陪審團，語調平緩而銳利：“辯方說檢方是在填補數字的沉默，但先生們，這些數字從不沉默，它們在銀行金庫裡封存了三年，現在它們正在對你們說話。”

    莫蘭試圖從管轄權角度再做最後的掙扎。

    他站起來質疑國稅局在獲取部分銀行記錄時，未嚴格執行跨州審批流程，要求將涉及的幾項證據從記錄中排除。

    哈洛倫則直接引用國稅局專員出具的正式授權函。

    指出相關銀行記錄全部在規定流程內獲得法院正式批准，不存在違規取證問題。

    法官艾弗裡在複核授權檔案後，駁回了辯方提出的證據排除動議。

    首日庭審，就這樣在辯護團以失利的狀態下告終。

    記者們蜂擁擠出門爭著往各自的報館打電話，旁聽席上的工人們卻久久沒有散去——

    他們低聲交談著，有人還在用粗短的手指在膝蓋上模仿剛才哈洛倫將證據釘在展板上的動作。

    哈珀收拾檔案時動作明顯比平素慢了許多，他把那份第一天的總結陳詞稿對摺收到公文包裡，沒有和自己的團隊進行任何多餘的眼神交流。

    當晚，大陸伊利諾國家銀行大廈一間秘密會議室裡。

    哈珀、莫蘭與達諾等人圍坐在鋪滿卷宗的長桌前。

    莫蘭把眼鏡摘下來揉了揉鼻梁，疲憊地承認，檢方在證據準備上幾乎沒有留下可供他們在程式層面大做文章的明顯缺口。

    哈珀沉默良久，最終決定放棄此前試圖將一切歸於舊工會混亂的溫情敘事，轉而採取一個更為精確也更為冒險的策略。

    他將整個辯護方向從整體性否認轉為逐項技術性切割。

    將考斯基名下的賬戶分隔為三類：第一類是純個人儲蓄，用贈與和遺產抗辯；第二類是與工會賬目存在往來的灰色資金，用當時的記賬慣例模糊化；第三類則是與已基本被定罪的菲茨帕特里克等人存在直接關聯的黑錢——

    這部分他無法否認，但可以主張考斯基本人也是被脅迫的工具。

    三個人一直討論到凌晨，最終敲定了以逐項切割、分賬認責為主線的替代性策略。

    然而第二天開庭時。

    哈珀這套精心設計的切割防線在檢方的應對面前再度被逐層瓦解。

    哈洛倫顯然預判了辯方會將賬戶分類作為突圍路徑，他將已經提交過的銀行流水分析，重新以考斯基親自簽署的所有原始存款單作為主線索引串聯起來。

    每一張存單都在圖表上，以時間軸形式精確對應考斯基寧的報稅日期和金額。

    當辯方試圖對其中一項存單的簽名真偽提出疑問時。

    哈洛倫當庭申請傳喚筆跡鑑定專家莫里斯，他將考斯基留存於銀行印鑑卡上的簽名與存單上的筆跡逐筆比對。

    向陪審團明確指出所有存單簽名的筆畫起收特徵、傾斜角度與簽名字間距均完全一致。

    與此同時。

    關於辯方試圖將分類中的部分資金推給菲茨帕特里克時代脅迫執行的主張，檢方當庭提供了一個更為致命的證據——

    在卡彭被押回芝加哥協助調查期間，他曾供述菲茨帕特里克從來沒有強迫過考斯基做任何事，他是主動參與分成的。

    這份供述以書面簽名捺印形式，由聯邦監獄司移交法庭作為補充證詞。

    接下來的幾天裡，辯護律師團在法庭上的表現每況愈下。

    莫蘭試圖以程式細節拖延檢方傳喚節奏，但被艾弗裡法官連續三次駁回無關異議。

    達諾在對檢方交叉盤問時，試圖用刁鑽的問題讓那位老銀行經理產生自我矛盾，但老人始終以一種近乎頑固的清晰回答每一個問題。

    最後甚至反問達諾：“我不明白您為什麼反覆問我同樣的問題，那位先生的簽名就是他自己寫的，我已經說了第四遍了，難道非要我請出上帝來作證嗎？”

    旁聽席爆發出壓抑不住的低笑聲，達諾回到座位後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