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冬天，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冷得透骨。

    风刮过四九城的城墙，发出尤如野兽濒死般的呜咽。

    这已经是这场席卷全国的大饥荒，进入最残酷、最惨烈顶点的年头。

    走在街上，你几乎看不到一个面色红润的人。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象是裹着破棉袄的骷髅，眼窝深陷，脚步虚浮。

    曾经在那场大跃进中震天响的口号声，如今早已经被死一般的沉寂所取代。

    大炼钢铁的恶果，终于在这个冬天，以一种最冷酷无情的方式，向这片土地索要了代价。

    两年前，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钢铁产量指标，全国各地的农村，几乎抽调了所有的青壮年劳动力。

    他们放下了锄头，离开了世代耕种的农田，被赶到山坡上、打谷场上，去建那些根本不符合科学规律的土高炉。

    满山的树木被砍伐殆尽，用来烧炭。家家户户的铁锅、农具，甚至是门上的铁插销，全被砸碎了扔进炉子里。

    而最让人痛心疾首的，是那些长在田地里、沉甸甸的庄稼。

    麦子熟了，稻谷黄了，却没有人去收割。一阵风雨过后，大片大片的粮食烂在了地里，化作了烂泥。

    换来的，是一堆堆含硫含磷严重超标、连打把菜刀都嫌脆的“牛屎疙瘩”废铁。

    随之而来的，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那场如同闹剧般的“公共食堂”。

    初期，大喇叭里天天喊着“放开肚皮吃饱饭”。

    老百姓以为真的到了共产主义，敞开了吃，白面馒头、大肥肉，没日没夜地造。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国家和集体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粮食储备，就象是被一个无底洞彻底吞噬，消耗得干干净净。

    等到粮仓见了底，人们才猛然惊醒。

    可是，公共食堂的火，熄了。

    因为无粮可下锅。

    老百姓回到家里，想要自己做饭，却发现连一口煮粥的铁锅都在大炼钢铁时被砸了。饥荒，就这样毫无征兆却又顺理成章地爆发了。

    在广大的农村，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达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最高峰。树皮被剥光，草根被挖绝，甚至连观音土都成了救命的粮食。浮肿病、各种因为营养不良引起的流行性疾病，大规模爆发。

    四九城作为首都，情况虽然比地方上好一些，国家调拨了最后一点家底来保卫京城，但老百姓的日子，依然惨到了极点。粮食定量被一再压缩，连那点掺着沙子的棒子面，都成了稀罕物。

    南锣鼓巷，九十五号院。

    这里早已经没有了往日那种因为鸡毛蒜皮而吵闹的烟火气。死亡和饥饿的阴影，死死地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头顶。

    前院的阎埠贵，现在连走路都要扶着墙。

    他原本就干瘦的身体，现在却诡异地肿胀了起来。

    那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病。只要用手指在他的腿上按一下，就会留下一个深坑，半天都弹不起来。

    三大妈躺在床上，连下地的力气都没有了。

    阎解成和阎解放两兄弟，饿得眼睛发绿。他们正拿着一把生锈的菜刀，在院子里的一棵枯树上刮树皮。他们要把这些树皮拿回去，洗干净，在锅里干炒，然后磨成粉，掺在每个月那点可怜的定量棒子面里咽下去。为了多刮一点树皮，两兄弟甚至差点打起来。

    中院，易中海家。

    易中海引以为傲的那五百块钱养老钱，现在彻底成了一堆废纸。

    黑市上，一斤棒子面已经炒到了天价，而且有价无市。你就算拿着金条，也换不来一口救命的粮食。

    易中海的头发全白了，他端着一个破瓷碗，里面是半碗飘着几片烂菜叶子的清水。他看着对面的大妈，老两口相顾无言，只有绝望的叹息。

    他后悔了。

    如果当年没有得罪林家，如果当年收了何雨柱当徒弟。现在，他们老两口哪怕是讨口剩饭，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浮肿等死的地步。

    刘海中家更惨。

    刘海中在大炼钢铁时当了突击队长，得罪了不少人。现在饥荒来了，他在厂里连个帮他说话的人都没有。

    他那一身肥肉早就掉光了，整个人瘦得象个竹杆。

    刘光天和刘光福两兄弟饿极了，甚至开始去翻院子里的垃圾堆，查找任何能塞进嘴里的东西。

    刘海中再也没有力气举起烧火棍打儿子了，他每天只能瘫坐在门坎上，两眼发直地看着天空发呆。

    而贾家，更是成了人间地狱。

    贾张氏因为长期的贪吃和缺乏运动，浮肿得最厉害。她整天躺在炕上呻吟，连翻身都困难，嘴里却还在不停地咒骂着老天爷不长眼。

    贾东旭在轧钢厂里因为体力不支，干活时差点被机器卷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