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会后，陆良权把陈浩东单独留了下来。

    老爷子拄着拐杖，带着他穿过了好几条宫道，绕过了一个又一个正在修缮的偏殿，最终来到了故宫博物院最深处一栋不起眼的灰砖小楼前。

    这栋楼和故宫里那些金碧辉煌的宫殿截然不同，外墙没有任何装饰，门窗都是最朴素的铁框玻璃，门口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木牌，上面写着“瓷器碎片库”几个字。

    陆良权推开厚重的铁门，一股混合着旧纸张、旧木头和瓷土特有的干燥气息扑面而来。

    陈浩东站在门口，往里面看了一眼，整个人都愣住了。

    眼前的库房比他见过的任何一个仓库都要大，挑高至少有七八米，面积堪比一个篮球场。

    里面密密麻麻地摆满了直通天花板的金属货架，每一层架子上都整整齐齐地码着几千几万块碎瓷片。

    它们被按照年代和窑口分门别类地装在统一的纸盒里，每个纸盒上都贴着标签，标注着年代、窑口、出土地点和入库时间。

    从唐代的越窑青瓷到宋代的五大名窑，从元代的青花到明清的官窑彩瓷，时间跨度超过一千年，数量之多让他的头皮一阵发麻。

    陆良权拄着拐杖走到一排货架前，伸手从最底层的纸盒里拿起一块汝窑天青釉的残片，用手掌轻轻托着，举到陈浩东面前。

    那块残片只有半个巴掌大，边缘的断口已经有些磨损了，显然是被人反复翻看过无数次。

    他问陈浩东知不知道这间库房里存了多少块这样的碎瓷片，然后自己给出了答案——光是记录在册的就有六十三万多块，还没有算上那些还没来得及分类整理的。

    

    从清朝开始，故宫里就有专门的人收集这些碎瓷片，几百年下来，几乎每一天都有新的碎瓷片增加。

    他说着，把陈浩东带到了库房另一侧的工作区。

    那里摆着几十张宽大的工作台，每张台面上都铺着海绵垫，垫子上摊着大大小小正在进行拼接的瓷器残件。

    有的只拼出了个底足，有的已经拼出了大半个瓶身，有的则只剩下几个孤零零的碎片孤悬在外，像是永远也等不到回家的拼图。

    每张工作台上方都挂着一盏可调节角度的强光灯，灯光把每一块瓷片的釉色和断面都照得纤毫毕现。

    几个戴着老花镜的修复师正坐在工作台前，每人面前摆着几百上千块碎瓷片，手里拿着放大镜，一块一块地对比釉色、胎质和断口的形状，试图从中找到能严丝合缝地拼在一起的两块。

    那种工作繁琐和枯燥的程度，光是看一眼就让陈浩东觉得眼睛发酸。

    陆良权说，从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这项工作就一直没有停过。

    一代又一代的修复师把自己的大半辈子都耗在了这间库房里，拼出了一件又一件完整的瓷器，但能真正拼出一个完整器的少之又少。

    大部分都只能拼到三分之一的器身，运气好一点的能拼到三分之二，然后就再也找不到合适的碎片了——不是碎片不够，而是实在太多了，要从几十万块碎片里找到和手里这块出自同一件器物、断口能完全吻合的，难度不亚于大海捞针。

    他领着陈浩东走到角落里一张单独的工作台前，台面上静静地躺着几块极其特殊的碎瓷片。

    它们被单独放在一个铺着黑色天鹅绒的托盘里，周围还特意加装了防震的泡沫垫。陆良权小心翼翼地从托盘里拿起其中一块，举到灯光下，那块瓷片的釉面在灯光下泛着一种介于金色和青色之间的、极其古老而高贵的光泽，釉面薄得像一层透明的冰，胎骨细腻如玉，断口处能看到极其细密的结晶颗粒。

    他说这就是传说中的柴窑瓷片——全世界唯一一件公认的柴窑完整器至今没有出现，只有在故宫的这间库房里还存着一些残片，但碎片太少了，拼了几十年也没能拼出一个完整器来。像这样的碎瓷片，这间库房里还有多少，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陈浩东听着陆良权的感慨，心里却微微一动。

    他的阳盆空间里，那只从蒋文诚废品收购站里找到的柴窑瓷瓶，早在前几天就已经被阳盆完全修复好了。

    当时找到它的时候，这只瓶子缺了半边，釉面布满了细碎的裂纹，底足崩掉了一大块，连瓶口都缺了一个豁口——那副残破的模样和这托盘里的碎片如出一辙。

    可经过阳盆这几天的修复，那些裂纹早已全部愈合，缺失的部分被灵气重新填补，釉面恢复了那种介于金青之间的、如同雨后初晴天空般的澄澈光泽。

    整只瓶子完好如初，瓶身上的缠枝莲纹清晰如昨，每一道纹路都精细到了极致，胎骨细腻如玉，釉面薄如蝉翼，在阳盆空间的金色光芒照耀下，泛着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古老而高贵的光泽。

    但他没有把这件事说出来。

    柴窑完整器在文物界的分量实在太重了，重到一旦现世就足以轰动整个世界。他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