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里的黍子苗，叶子卷成了筒，不是那种微微卷起的卷，而是卷得紧紧的，像是有人把叶子拧成了绳子。叶子的颜色从绿变成黄，那种黄不是秋天的黄，是病态的黄，像是人得了黄疸，皮肤发黄，眼白发黄，没有一丝生机。又从黄变成白，白得像纸，像骨头，像死人脸上的布。叶尖已经枯了，枯成褐色，一碰就碎，碎成粉末，飘在风里。

    有些苗已经死了，彻底死了。杆子软塌塌地倒在地上，像是被人抽去了骨头。手指一碰就断，“咔嚓”一声，断口处是干的，没有一丝水分，像干草一样。萧寒蹲在地上，拔起一株死苗，苗根很短，根尖发黑，已经烂了。他把苗放在手心里，看了很久，然后轻轻地放在地上。

    “不能等了。”他站起来，拄着骨杖，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石头一样沉，“先浇水。一株一株地浇。”

    那天下午，全村人都下地了。

    男的挑水，女的浇水，孩子和老人拔草。水从暗河挑来，暗河离地里有半里地，不算远，但路不好走，要翻过一道沙梁。沙梁上的沙很软，一脚踩下去，沙没到脚踝，走一步退半步，费很大的劲才能爬上去。挑水的男人们光着膀子，肩上扛着扁担，扁担两头挂着陶罐，陶罐里的水晃来晃去，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他们的背被太阳晒得通红，汗水在背上淌成一道道小溪，从脖子一直流到腰上，把裤腰湿透了。

    一桶一桶的水倒在田边的水坑里。水坑是石虎带人挖的，不大，一人深，两臂宽，坑底铺了一层石头，防止水渗得太快。水倒进去，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水花溅起来，在阳光下闪着光，像碎银子一样。但水坑很快就满了，水面上漂着一层灰尘和草屑，风吹过来，水面皱起来，倒映着天上的云。

    女人们蹲在水坑边，用瓢舀水，一株一株地浇。瓢是葫芦做的，石婆种了葫芦，收了十几个，锯开了当水瓢。水瓢不大，一瓢水只能浇两三株苗。女人们弯着腰，一只手端着水瓢，一只手扶着膝盖，小心翼翼地浇水，水从瓢沿流下来，细细的一缕，浇在苗根上，土湿了，颜色变深了，从白变成褐。但太阳太毒了，不到半刻钟，土又白了。

    “慢点浇。”石婆说，“浇在根上，别浇在叶子上。叶子上的水晒干了，根上的水还能多留一会儿。”

    女人们照她说的做，蹲在地上，一瓢一瓢地浇。蹲久了腿麻，站起来跺跺脚，再蹲下去。膝盖跪在地上，磨破了皮，血渗进土里，也不吭声。

    萧寒也下地了。他拄着骨杖，蹲在田埂上，用右手捧着水，一捧一捧地浇在苗根上。他的手很大，一捧水能浇三四株苗，但水从指缝间漏下去，真正浇到根上的没多少。他浇得很仔细，每一株苗都浇到了，连那些快死的也没放弃。右腿蹲久了疼得厉害，膝盖肿得发亮，青紫色的血管像蚯蚓一样盘在膝盖上。他就换一条腿跪着，把那条伤腿伸直，搁在地上。跪久了，膝盖磨破了，麻布裤子磨出一个洞，洞里的皮肤磨得通红，破了皮，血渗出来，把裤腿染红了。他也不吭声，把裤腿往上撸一撸，继续跪着。

    阿萝跟在他后面，学着他的样子，用小手捧着水，浇在苗上。她的手小，手指细细的，像竹竿一样，一捧水没多少，从指缝间漏了大半，真正浇下去的只有几滴。但她浇得很认真，每一株苗都浇到了，连那些已经枯死的也浇了。

    “阿萝，那株死了。”萧寒说。

    “万一还能活呢？”阿萝歪着头看着那株枯苗，眼睛里有期待。

    萧寒看了看那株苗，没有说话。苗已经枯透了，杆子发黑，叶子卷成一根细棍，用手指一捻就碎。但他没有阻止阿萝，让她浇了。

    浇了一整天，几百株苗都浇了一遍。萧寒从地头浇到地尾，又从地尾浇回来，膝盖磨得血肉模糊，麻布裤子粘在伤口上，扯都扯不下来。到了傍晚，他的腿肿得比早上大了一圈，把裤腿撑得紧紧的，他解开了布条，让腿放松一些。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石婆蹲在一株苗前，用手轻轻摸了摸叶子。那株苗的叶子还是黄的，但比早上舒展了一点，不再卷得那么紧了。她把叶子翻过来，看了看背面，叶脉还是绿的，细得像头发丝一样，但确实是绿的。

    “活了。”她说。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听见了。

    “活了。”她又说了一遍，声音大了一些。

    “活了！”铁骸跟着喊。

    “活了活了！”马熊也喊。

    越来越多的人喊起来，声音在沙漠里回荡。有人笑了，笑出了眼泪。有人蹲在地上哭，哭完了又笑。孩子们在地头蹦啊跳啊，像是过年一样。

    没有人欢呼，所有人都累得说不出话。他们只是坐在地头，看着那片黄巴巴的苗，喝着石婆熬的绿豆汤，静静地等太阳落山。

    太阳落下去的时候，天边烧起了晚霞，红彤彤的，像着了火一样。霞光落在黍子地里，把那些黄巴巴的苗染成了红色。远远看去，像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