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典、层层铺垫，既能展现对事情的全面思考，

    也能降低因言辞直白而触怒皇帝的风险，本质上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其次嘛就是科举得弊端了，古代官员大多通过科举选拔，而科举考试注重“引经据典、逻辑铺陈”的行文风格。

    这种长期形成的写作习惯，会自然延续到奏疏撰写中，导致他们习惯用繁复的论述来支撑观点，而非简洁表达。

    最后就是为了证明他们履职尽责，突出事务重要性，

    在缺乏现代高效考核机制的古代，详尽的奏疏也是官员向皇帝证明自己“用心办事”的方式。

    通过详细描述事件背景、过程、利弊分析，既能凸显事务的复杂性与重要性，

    也能体现自己的勤勉与能力，为仕途积累正面印象。

    但这招在老朱这里却是行不通的。

    老朱讨厌冗长奏书的内核原因，就是他务实治国理念与高效行政须求与文臣“引经据典、铺陈冗馀”的奏事风格产生冲突。

    冗长奏书会极大的浪费时间，导致关键信息被淹没，严重影响行政效率。

    元末官场文风浮夸、不切实际的风气，让老朱深恶痛绝。

    他出身底层，更注重奏书能否直接说清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而非堆砌辞藻。

    盛怒之下将其杖责，后发现内核建议仅有500字。

    此事后，老朱更明确要求奏疏“直述其事，勿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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