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串佛珠，口中仍是云淡风轻的高僧模样，继续问道：“漕课呢？”

    运河经行的几个州府，都是要缴漕课税的。

    不仅如此，漕运课税还要负担火耗的部分。

    譬如浙江、湖广、江西三省，以及直隶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府，每年合计漕运入京二百五十万石漕粮，沿途至少损耗二三成，少的这部分，就要摊派到运河沿途州府的“粮里人户”——加船耗米，对船兑粮。

    这些税额也是大头。

    孙继皋作为先行官，查阅府志，探访人情，本就是本职，与皇帝微服私访前，也是做足了功夫。

    此刻他几乎脱口而出：“回陛……法师的话，自永乐六年起，朝廷颁布恩诏，定每年漕粮税额为12337两1钱3分，承诺‘永不加赋’。”

    听到这里，朱翊钧忍不住打断：“永不加赋？出家人可不打诳语。”

    孙继皋瞥了瞥嘴，自己又不是和尚。

    不过，朝廷还真没有辜负皇帝的不信任。

    他想了想，与皇帝解释道：“明面上确系再未加派过漕课，但，地方府衙往往收支无度，加派了许多别的名目。”

    “自孝宗以来，河道、闸口、沿岸均私擅自税，罔利病民，虽累诏察革，不能去也。”

    地方财政的来源，名目很多。

    按照最初的设计，夏税秋粮、徭役、漕课这种正经项目，理应能够覆盖徐州的收支用度。

    但地方衙门就是这样，喜欢把税收到几十年后。

    甚至到了中枢“累诏察革，不能去也”的地步。

    朱翊钧叹了一声罪过罪过：“徐州地方人杰地灵，在巧立名目一事上，想必很有慧根了。”

    孙继皋点头如捣蒜：“名目确实新奇。”

    “譬如民间进行田地房产交易时，衙门提供契约纸张和书写工本费，征收商税银三十五两左右。”

    “此后每隔几年便说税局变革，亦或者地址更换，府衙以此勒令重新加盖官印作为凭证，反复征收相关税款。”

    “又如正统初年，户部奉诏裁撤徐州年收钞税不足三千贯的税课局，徐州对上便停了缴纳，对下仍旧继续征收。”

    “再如正德年间，徐州以奉旨选练民兵的名义，自行加征商税一百一两九钱四分五厘，编入正税，助常年经费之用，而县官所征，实不止此，据说收到数千两，当年甚至为此闹出过一场民乱。”

    “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什么劝募、摊捐、通过税、停泊税、运河沿岸商货税、商铺营业税……”

    孙继皋一口气不缓，报了好大一堆菜名。

    朱翊钧静静听着。

    等孙继皋说完，他才摇了摇头：“《会典》、《府志》上这些人尽皆知的事就别拿出来说了，说说你这个先行官的所见所闻罢。”

    话音刚落，一阵风吹来，差点掀飞朱翊钧的斗笠，朱翊钧赶忙重新将松掉的系带紧了紧。

    皇帝这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模样，着实让孙继皋额头冷汗，得亏他这个先行官是真干了活的。

    他跟着皇帝走下城楼，站定之后，才缓缓开口：“据沿途百姓所说，巡拦、弓兵、拦截运河漕，勒索诈财之事屡见不鲜，少则三五文，多则六七两，雁过拔毛。”

    “还有提头等辈，于界关之首拦截商贩，动至数十里之外，诛求客旅，得厚赂则私与放行；弗得赂者，则被擒到官，大刑伺候。”

    “不过，许是陛下经行的缘故，臣并未亲见这等景象。”

    能看到才怪了。

    朱翊钧无所谓地摆了摆手：“婆娑无净土。”

    “早在嘉靖四十一年便有人弹劾，说徐州暗地里将大货税、关卡抽分税等税目的征摧之权窃取了去，为了躲避中枢巡查，甚至委派持签的牙人，于桥头道旁征收。”

    “人家是有‘编外人员’的，孙卿一眼望去，最多看到几个欺行霸市的棍徒。”

    孙继皋拱手受教。

    沛城初建时，有四个城门，东门取名永清，南门取名会源，西门取名恒休，北门取名拱极，各设城门楼。

    嘉靖二十五年增修城墙，垒石砌砖，城门名也一并改了名，东门长春门，西门水清门，南门来薰门，北门拱辰门。

    众人站在来薰门下，骆思恭在前开道，蒋克谦领着两名兵卒跟在身后。

    一行人凶神恶煞的模样，竟在络绎不绝的城门前清出一块空地。

    皇帝四下打量，孙继皋口中不停。

    “此外，以臣所见，徐州各地衙门的日常用度，每每向商贾和境内漕河摊派。”

    “其名为‘和买’，其实就是低价强买收购，抑或收取高额的铺租，但有商铺不肯体贴，便要被扣上走私的罪名，轻则抄家，重则流放。”

    朱翊钧负手在城墙根下踱步，一边打量着城墙上张贴的布告，一边继续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