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楼下，韩宇把车停稳，熄了火。

    他没落车，双手还搭在方向盘上，指节泛白。

    “你先上去。”他说。

    何旭看了他一眼，没问为什么，推开车门下了车。

    韩宇坐在车里，把手机从口袋里掏出来，划到沉一恒的号码，拨了过去。

    响了一声就接了。

    “复查结果出来了。”韩宇说，声音压得很低，“医生说高频段开始恢复了，再给一两个月，应该能回到正常水平——不用戴助听器。”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

    然后是沉一恒的声音。

    很轻，象是怕把这个消息吓跑一样。

    “……你说什么？”

    “能好。”韩宇重复了一遍，“医生说能好。”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极轻的、象是憋了很久终于泄出来的吐气声。

    韩宇把手机从耳边拿开，挂断了。

    他在车里坐了一会儿，然后推开车门，锁了车，上楼去了。

    ——

    公演场馆。

    沉一恒站在舞台侧方的阴影里，手机屏幕还亮着，通话记录停留在“韩宇”那一行。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象是在确认刚才那通电话是真的发生了，而不是他太累了产生的幻觉。

    能好。

    这两个字在他脑子里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

    象一颗石头投进深水里，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越荡越大。

    他想笑，又想哭，但脸上的肌肉象是不太听使唤了，挤出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奇怪表情。

    这五天，他几乎没睡过一个整觉。

    从何旭第一次告诉他“永久性”那个词开始，他的脑子就没停过。

    白天录节目的时候还能靠肌肉记忆撑着，对着镜头微笑、说台词、点评选手，一切如常。

    但一回到房间，那种巨大的、无底洞一样的焦虑就会从四面八方涌上来，把他整个人吞进去。

    他打了几十个电话。

    翻遍了通讯录里所有跟“医疗”沾边的人，又翻遍了网上所有能搜到的耳科专家。

    每一个电话都打得很认真，把何旭的病情描述了一遍又一遍。

    电击伤，感音神经性，高频段，4000赫兹以上，阈值40分贝，病程已接近一周半。

    每一个接电话的人都听得很认真，然后给出基本一致的答复——

    “感音神经性的损伤，恢复情况因人而异——有些人能慢慢恢复，有些人就定型了。”

    “病程两周还没明显改善的话，确实不太乐观，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这种情况我们见得不多，没法给你一个确定的答案。建议来面诊，做更详细的检查。”

    “……说实话，不确定。有可能好，也有可能就这样了。”

    不确定。

    这三个字比“治不好”更折磨人。

    治不好是判决，是落地了，是死心了。

    而不确定是悬在半空中，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下来，也不知道掉下来的时候是摔在软垫上还是碎在地上。

    他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翻来复去就是那些话。

    “恢复情况因人而异。”

    “有些人能恢复，有些人就定型了。”

    “不确定。”

    不确定。

    不确定。

    不确定。

    他恨这三个字。

    他甚至想过——要是直接告诉他“治不好”，他反而能咬牙接受。

    但这种悬在半空的、不知道往哪边落的煎熬，快把他逼疯了。

    他甚至联系上了协和医院耳鼻喉科的一位主任医师，把何旭的病历全部发了过去。

    等待回复的那十几个小时，他连手机都不敢放下，每隔几分钟就要点开邮箱刷新一次。

    终于等到回复的那天上午，他盯着那封邮件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曹主任的措辞比其他医生更保守——“目前无法确定是否可逆，建议持续监测，定期复查。”

    依然是那句他听了无数遍的话：不确定。

    他以为这五天会这样无限地持续下去。

    没有人知道何旭的耳朵到底能不能好，所有人都只能说“再等等”“再看看”“再观察一下”。

    他以为自己要一直等到第三次复查、第四次复查、第五次复查，等到所有人都失去耐心，等到他自己也麻木了。

    然后韩宇的电话来了。

    能好。

    韩宇只说了两个字，但那两个字象一双手，把他从那个无底洞里捞了出来。

    “PD？”助理导演的声音从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