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服務期滿再談調動問題。相應的，他身上的風險由廠裡出面擔保。

    蔡曉光咬了咬牙，拿起鋼筆簽下自己的名字。

    “先到學校再說。”他就不信，自己去了四九城，還能被一張小小的協議束縛住。

    那天在飯桌上，李衛東有句話點醒了他：部屬院校，政審標準全國最嚴。

    既然通知書都發了，說明父親的問題遲早會澄清。家裡的地位一旦恢復，廠裡還能硬扣著他不放？

    退一步講，他還能考研究生。把人脈搭起來、摸到更高平臺，他絕對能脫離這個樊弧?

    帶著這份盤算，蔡曉光離開了東方拖拉機廠，揣著通知書去燕京廣播學院報到。

    李衛東收到周蓉的來信時，石英鐘立項報告剛過，樣機正進入試製階段。

    他摘下手套，看著信紙上的內容，忍不住感嘆：“蔡曉光打得一手好算盤，剛入學就跟本地人搭上關係了。”

    相比之下，周秉義當年拒絕調令的選擇太過稚嫩。他繞了一大圈，畢業後也沒進部，完全對不起他手裡的資源。

    “這就是認不清自己的代價。”

    郝冬梅和周蓉雖在水木讀書，但離燕京大學比較近，兩邊的學生經常相互串門。一來二去，她們認識了不少教授和同學。

    “馮化成還活著呀？還被圓明文理請回去了。”李衛東有些意外，“呵，生命力倒是挺頑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