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本子合上，搁在一边。他决定不照着念。

    “各位同志，”崔天阳开口了，声音不高，但很清楚，“我叫崔天阳，是北平泰丰楼的厨师。”

    台下微微动了一下，有人交头接耳。一个厨子站在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的讲台上，这件事本身就带着点不寻常。

    “我种地的事，材料上都有。选种、杂交、试种，前后三年。三年里，我天天往地里跑，一株一株地看，一穗一穗地选。我不是农业口的，没学过育种。我用的法子，都是最简单的——好的留，差的扔。选了三代，又找了两个品种杂交，最后筛出了一个株系。”

    他顿了一下，把本子翻开，翻到夹着报纸的那一页。他把那张《人民日报》抽出来，举起来，朝台下展示了一下。

    “去年秋天，有人问我，你一个厨子，种什么地。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种。就是觉得，地里的麦子长得太差了，可惜了那些地。后来我琢磨明白了——我做了半辈子饭，知道粮食来得不容易。一碗面，从地里到锅里，要经过多少道手。每一道手，都有人流汗。可要是种子不行，流再多汗也白搭。”

    台下安静了。那个穿长袍的白胡子老先生睁开了眼，往台上看。

    崔天阳把报纸放回本子里，继续往下说。

    他讲选种那三年，讲他怎么骑着车跑了几十个村子，怎么在麦收季节顶着日头在地里一株一株地看，怎么用草绳系在穗颈上做记号。

    他讲大旱那年，蓄水沟见底了，打井队来了，一钻打下去全是沙，他蹲在地头看着麦苗一根一根地蔫。

    讲到这里，他停了一下，拿起讲台上的搪瓷缸子喝了口水。

    “后来下雨了。下了一场暴雨。雨下来的时候，我跟吴技员躲在断墙后面，看着雨把地浇透。雨停了，麦子没倒。那些穗子沉甸甸地弯着腰，在风里晃。我蹲在地里，抓了一把土，是湿的，攥在手里能成团。那会儿我就知道，成了。”

    他讲到这里的时候，台下有人轻轻鼓了一下掌。

    是吴技员。

    他拍了两下，又停下来，可那两下掌声在安静的礼堂里格外清楚。

    紧接着，角落里那个白胡子老先生也拍了两下。

    然后是刘技员。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拍手。

    掌声从后排漫到前排，从中间漫到两边，最后连前排的领导也在鼓掌。

    崔天阳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那些举起的手和那些点着的头，忽然觉得耳朵有点热。他没有鞠躬，也没有说谢谢。

    他只是等掌声慢慢落下去，然后把最后一段话讲完。

    “今年，北平一号要种一万亩。明年要推到周边三个省。五年之内，华北平原要全覆盖。我不图别的。我就图一件事——将来有一天，我的闺女问我，‘爹，你以前是干什么的？’我可以跟她说，‘你爹是厨子，炒了一辈子菜。可他也种过麦子。种出来的麦子，够很多人吃一顿饱饭。’”

    他说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声音有点哑。

    他把本子合上，从讲台上拿起来，塞回帆布袋里。

    然后他朝台下微微鞠了一躬。

    不是对领导，是对那些麦子，对那些种麦子的人。

    他直起身来，转身往台下走。走到台阶口的时候，他看见吴技员已经站起来了，正对着他笑。

    吴技员在笑，眼角都是褶子，可那褶子里全是光。

    散会之后，刘技员在走廊里拦住了他。

    “崔师傅，”刘技员伸出手来，“我姓刘，山东的。你的发言我听了。你说你用的是最简单的法子，可你那个最简单的法子，干出了不简单的事。”

    崔天阳跟他握了手。

    刘技员的手掌很硬，指腹上有几道裂口，是常年在地里干活磨出来的。

    崔天阳说：“刘技员，你的数据我看了。你的品种生育期短，适合抢茬。这个我们北平一号比不了。”

    刘技员摆摆手：“各有各的长处。你的路子对我有启发。我回去也试试，看能不能把我那个品种的早熟性再提一提。”

    崔天阳说：“那咱们互相学。”

    刘技员笑了：“互相学。”

    两个人站在走廊里聊了一刻钟，从品种说到土壤，从土壤说到肥料，从肥料说到天气。

    旁边路过的人听见他们在聊什么，有人停下来听了几句，有人摇摇头走了。崔天阳不在乎。

    他站在北京城里一栋灰砖大楼的走廊里，跟一个山东来的农技员聊怎么让麦子长得更好。

    这件事，比他做过的所有国宴，都让他觉得踏实。

    晚上回到住处，吴技员从提包里掏出一瓶二锅头，两个搪瓷缸子。

    他把酒倒上，递给崔天阳一缸。

    两个人坐在床边，碰了一下缸子。

    吴技员喝了一大口，辣得直咧嘴。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