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之后的日子，像一锅熬到了火候的老汤，不再翻腾，只冒着细细的泡。

    崔天阳的生活重新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每天天不亮起来，院子里打水洗脸，陪易中海吃早饭，然后骑上车去泰丰楼。

    后厨的灶火照旧燃着，马红的手艺也长进了不少。

    于得志依旧蹲在墙角磨刀，偶尔抬头骂一句“火太大了”或者“盐别放那么早”。

    一切跟从前一样，又跟从前不太一样。

    来泰丰楼吃饭的老主顾里，有人认出他，会多看他两眼，然后低头跟同伴说一句“就是那个种麦子的厨子”。

    崔天阳听见了也只当没听见，手里的炒勺不停，菜照炒，火照看。

    四月里，他去了通县一趟。

    是市农业局安排的巡回报告会。

    通县礼堂里坐了满满当当的人，有各乡的农业干部，有生产队长，还有几个跟他一样穿着布褂子、指甲缝里带着泥的老农。

    崔天阳站在台上，还是那套讲法。

    不念稿，不摆数据表格，就讲他这三年怎么过来的。

    讲到选种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动作——弯腰，伸手，像是在田里捏起一株麦穗。

    他讲一株一株地看，穗大的留，粒瘪的扔。

    底下那些老农听着，有人点头，有人拿铅笔头在本子上记。

    讲到抗旱那一年，他停下来喝了口水，说：“那年旱得厉害，蓄水沟都见底了。后来打了口井，水不多，可够浇那几畦地。再后来下了场暴雨，麦子没倒。我蹲在地里，抓了一把土，湿的，能攥成团。那会儿我就知道，成了。”底下有人鼓掌，拍得不太整齐，可挺响的。

    散了会，有个通县的老农挤到台前，伸手摸了摸他放在桌上的麦穗标本。

    那老农黑脸膛，手上裂着口子，指甲盖里全是泥。

    他把麦穗凑到鼻尖闻了闻，又拿手捻了捻穗子上的芒，抬头问：“你这麦子，好是好。可俺们那儿地薄，肥少，种这个能行不？”

    崔天阳说：“能行。北平一号不挑地。你施多少肥，它长多少劲。你不施，它也能收个七八成。”

    老农“嗯”了一声，把麦穗还给他，转身走了。

    走了两步又回头，说：“秋天俺试试。”

    崔天阳说：“你试试。”

    从通县回来那天傍晚，崔天阳没有直接回家。

    他骑车去了城南那块河滩地。春天来了，地里已经翻过了，秸秆层被犁进土里，沤成了肥料。

    他蹲在地头，抓了把土。

    土是松的，黑的，带着潮气，攥在手里能成团。

    他在手里搓了搓，土粒散开，里面混着细碎的秸秆渣。这块地，跟三年前他第一次抓起那把干硬的白土的时候，已经完全是两块地了。

    他站起来，在地头站了一会儿。风从河面上吹来，带着水汽和青草的味道。

    远处的麦田里，有人正在浇水，水渠里的水被日头照着，亮闪闪地泛着光。他看了一会儿，转身骑车走了。

    家里的事也顺。

    穗穗如今已经能说不少话了。

    小姑娘嘴甜，见了人就叫，在巷子里跑一圈，能从井台边一路“爷爷”“奶奶”“叔叔”“姨”地叫过去，惹得邻居们笑着往她手里塞花生和糖块。

    于依依的书店生意稳当，她又进了一批新书，还专门辟了个角落放农技类的书。

    崔天阳有天翻了一下，看见架上摆着《小麦栽培技术》《土壤改良法》，还有一本旧版的《齐民要术》。

    于依依说：“现在来买农技书的人多了。有几个生产队的年轻人，定期来换书看。”

    崔天阳把《齐民要术》抽出来翻了翻，书页泛黄，可字迹清楚。

    他记得自己在系统里学农学知识的时候，里面引过这本书。他把书塞回去，说：“挺好。”

    何雨柱那边也热闹。

    红星轧钢厂食堂在钱德胜和何雨柱的联手打理下，成了区里挂了号的模范食堂。

    上个月，区里组织各家工厂食堂来参观，何雨柱站在灶台前，一手颠锅一手拿勺，给参观的人做了一顿大锅菜。参观的人里有个记者，回去写了一篇小通讯，登在《北京日报》的角落里，标题写的是“红星轧钢厂食堂越办越好”。

    何雨柱拿着那张报纸跑到泰丰楼来找崔天阳，把报纸拍在案板上，说：“崔哥你看，我上报了！”

    崔天阳低头看了一眼，说：“这才巴掌大的地方，看把你乐的。”

    何雨柱嘿嘿笑，说：“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上了。”

    崔天阳说：“行，有出息了。”

    何雨柱从兜里掏出两个红皮鸡蛋，往案板上一搁，说：“雨水让我带来的，说给穗穗吃。”

    崔天阳收了鸡蛋，说：“替我谢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