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南半球的十月，约翰内斯堡的天空依然呈现出一种漠然而令人心悸的湛蓝，但在那苍穹之下，约翰内斯堡正化作一只自食其肉的巨兽。到了千禧之年，中心商业区已宛如一艘在海上废弃的巨轮，混凝土船身布满了百万次煤火熏出的黑亮油烟，以及被遗弃的梦想凝成的铁锈。

    向南望去，那些尾矿堆——由含氰化物的黄色砂砾堆积而成的人造山脉——像史前的幽灵一样隐隐若现。每当冬日的狂风刮起，它会带起细小且有毒的沙尘，给人们的舌尖留下一抹金属的苦涩，并将日落染成一种瘀伤般的、末世感的紫罗兰色。在这些沙丘的阴影下，散布着无垠的非正式定居点（贫民窟），那是一片由瓦愣铁皮和蓝色塑料布组成的海洋，在风中发出如机关枪扫射般的噼啪声。

    在这里，“危险”并非突发事件，而是一种气候。它是当你路过时谈话戛然而止的死寂，是当一个男人盯着你的鞋子时眼中阴狠的光芒，也是烧焦轮胎散发的无处不在的味道——那既是信号，也是裹尸布。

    这是一个充满“门坎”的城市。你不再仅仅是行走，而是在计算不同安全点之间的距离。穿过一条街道无异于穿越一片充满恶意的雷区。约翰内斯堡不再是黄金之城；它是钢铁之城——防盗窗的钢，藏在大衣里短刀的钢，以及那些早已明白在“新南非”生存代价的人们，眼中那冷酷而坚硬的钢。

    叶飞走出航站楼时，正午的高地阳光象一把磨得极亮的尖刀，直刺得人眼晕。在这场跨越半个地球的迁徙中，时间早已在叶飞的感知里破碎成了一片混沌。整整四十八小时，他象是一件被密封的行李，在机场和万迈克尔空之间不断地机械位移。

    此时的他，大脑象是塞满了被水浸透的棉花，沉重而迟钝。时差不仅仅是钟表上的数字，更象是一种物理上的拉扯——他的灵魂似乎还滞留在某个被抛在身后的经纬度缝隙里，而肉体却被迫降落在这一片耀眼得近乎残酷的南非阳光下。

    当他踏上这片坚硬的赤土地时，膝盖仍带着飞机降落时那种细微的震颤，每一次呼吸，肺部都能感受到高地草原空气中那种稀薄、干结且带着尘土气息的寒意。

    他没有带随从，只有手里那个贴身扣住的公文包，里面是100万美元的转帐凭证和全套身份证明。他的司机名叫萨缪尔，是一名专业保镖，出发前蔡崇信就特意安排好了，在约翰内斯堡办这样的事情，一名专业的保镖是最起码的，事实上雇佣一支军队也不为过。萨缪尔开着一辆虽然有些年头但保养得极好的白色梅赛德斯——在约堡，这款车是身份的像征，也是移动的靶标。

    车子驶上通往市区的公路，窗外的景色迅速从干枯的草原切换到了支离破碎的城市森林。

    “叶先生，锁好车门，不要看窗外。”萨缪尔的声音低沉，双手紧紧握在方向盘的十点钟和两点钟位置。

    当车子被迫停在希尔布罗（Hillbrow）边缘的一个十字路口时，危险如期而至。那一带的红绿灯早就被破坏，交通陷入了某种野蛮的博弈。几名穿着宽大连帽衫的年轻人迅速从一根电线杆阴影下窜出，他们象是嗅到了腐肉气息的鬣狗。

    其中一人猛地敲击副驾驶的玻璃，另一人则熟练地绕到车尾，试图用铁棍撬动后备箱。叶飞感到一种从脊椎爬上来的凉意。敲窗的年轻人露出了一口焦黄的牙齿，另一只手伸进怀里，那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掏枪动作。

    “坐稳了！”萨缪尔怒吼一声，他没有踩刹车，而是猛打方向盘，车轮在破碎的柏油路面上擦出刺耳的尖啸，车尾横扫，直接撞倒了试图撬锁的歹徒。梅赛德斯象一头受惊的野兽，咆哮着冲上了马路牙子，在漫天飞扬的黄色尘土和叫骂声中，硬生生从两辆熄火的破烂小巴之间挤出了一条生路。

    叶飞看着后视镜里迅速缩小的黑点，心跳声在寂静的车厢里震耳欲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