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扶持新的利益集團或者對既得利益集團讓渡其他利益，從而讓他們支援變法。

    而歷史上王安石變法失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這三點，無論是宋神宗還是王安石，都沒有。

    論暴力威懾，宋神宗雖然是皇帝，有著軍隊的指揮權，但他在軍隊裡沒有威望，無法做到對軍隊的如臂使指。

    而王安石，一天沒在軍隊中待過，更不用說軍中的威望了。

    暴力威懾，沒有。

    政治威望，神宗一家小宗入大宗不說，他爹英宗還老想打倒他禮法上的父親宋仁宗。

    是，你可說宋仁宗對你不好，給你造成了陰影，但對解決現實問題沒用。

    事實就是英宗一系本來政治威望就不足，而英宗因為對仁宗的清算直接敗光了他們家本就不多的政治威望。

    至於王安石，原本是有政治威望的，但是被他強勢且不知變通的性格也給敗光了。

    熙寧變法之初，支持者並不少。可為什麼到最後，許多支持者，最後都站到了變法的對立面？

    這恐怕不是一句“動了某某人的蛋糕”，就能夠草率的解釋的。

    人是最多變，最不可控的生物，把人當做完全理智的政治機器，把人的一切動機都給利益化，恰恰是最不符合現實的舉動。

    因此，政治威望，也沒有。

    最後一點，新的利益集團或者對既得利益群體讓渡別的利益。

    這一點，神宗的王安石也沒做到。

    新的利益集團除了推行變法的酷吏們，並沒有其他的人。

    百姓並沒有撈到多少實惠，反而是損失更大，豪強富戶的財產也被搜刮了一遍。

    最終得利的，只是北宋朝廷。

    變法數年後，北宋國庫的收入翻了五倍。

    但代價是，民生凋敝、黨爭激化、吏治敗壞。

    這是王安石變法最終失敗的原因。

    總結一下，王安石變法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有術而無道。

    道是什麼？

    道是客觀規律，是現實狀況，是人心。

    套用在北宋和大周的全域性上，是兵權、官僚系統、監管制度。

    而術，便是具體的變法內容。

    沒有道，你的術下放到基層，走樣是必然的。

    難道你指望一群根本不服你的人，來推行你的新政嗎？

    沒有兵權，你沒有應對極端情況的能力。

    官僚系統不和你一條心，你的政策根本推行不下去。

    沒有合理的監管制度，你就只能把希望寄託在基層官吏個人道德上。

    如此情況，新政能推行下去才怪了。

    治大國如烹小鮮，這是春秋時期便總結出來的道理。

    歷代成功的變法者，無不是從實際出發。

    商鞅變法初期幹了什麼？

    連續三年，只做了一件事，墾草令。

    通過墾草令積累了政治威望，才能推行他的下一步變法。

    而這三大前提，非常巧的是。

    曹倬有。

    暴力威懾，平夏軍就在應天府駐紮。

    政治威望，自己背後就是天子，就算不夠還可以靠整頓淮南路吏治來積攢。

    至於新的利益集團，自然是用最簡單也最笨的辦法，扶弱制強。

    而且最重要的是，曹倬只是在淮南兩路這個範圍內，只推行青苗法和市易法。

    而王安石是在全國範圍內，並在在極短的時間內，推行十幾個法令。

    這其中的效果，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對了伯淳，你和章衡關係如何？”

    兩人針對兩個法令聊了許久，突然曹倬問道。

    “子平與我倒是關係深厚，怎麼了？”程顥問道。

    曹倬嘆了嘆氣：“他現在是翰林修撰？”

    “是！”程顥點頭。

    曹倬說道：“既然和陛下能說上話，我有一件事，要請他幫忙。”

    程顥一愣：“哦？不知宣徽使所言何事？”

    曹倬湊到程顥耳邊，低聲說了幾句。

    “這...”

    “有勞伯淳去信一封，他的話陛下一定是能聽進去的。”曹倬說道。

    程顥說道：“宣徽使為何不自己對陛下說，反倒捨近求遠？”

    “我說陛下會認為他如此信任我，而我卻不信他。與我交好的官員說，陛下便會知道是我的授意。只有子平這樣，與我沒什麼交集的人說，陛下才會聽得進去。”曹倬說道。

    程顥點了點頭：“明白了，我這就給子平寫信。”

    “不急，等打敗定國軍之後，再寫不遲。”曹倬想了想，擺手說道。

    程顥：“也好，還是宣徽使想得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