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時候，只需要一個政治符號被取締。

    畢竟，大周沒有風聞言事，言官彈劾官員是需要一定依據的。

    所以，大周此時雖然有黨爭，但黨爭的烈度遠不如後世的某個王朝。

    再加上大周對文官的優待，雙方的黨爭還算是比較剋制。

    簡單來說就是，郭永孝給曹倬留下了一個爛攤子，但這個攤子爛在民生差、腐敗嚴重和外部的一團亂麻。

    內部的官僚系統，並沒有像兜裡的耳機線一樣，絞成一團讓人無從下手。

    當然，最重要的是，皇帝沒有下場親自挑起黨爭，這就讓黨爭有了可以解決的空間。

    前世北宋的黨爭之所以變得不可控，是因為王安石被罷相之後，宋神宗開始親自操刀變法，自然也開始了親自操刀黨爭。

    這就導致了舊黨的瘋狂反彈，而舊黨對神宗變法的魔怔清算，又使得哲宗有了心理陰影。

    哲宗親政之後，和神宗的選擇一樣，親自下場清算舊黨，親自操刀黨爭。

    皇帝是裁判，你可以扶持某一派打另一派，只要把握好度，這都是正常的手段。

    但是你身為裁判，如果親自下場參與黨爭了，那事情的性質可就變了。

    皇帝對派系的制衡，是政治問題，政治問題要用政治手段解決。

    可皇帝親自參與黨爭，那就不是政治問題了，這就變成了價值觀的問題了。

    你出於政治目的扶持某一派打壓另一派，和你認可某一派的觀點而打壓另一派，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性質。

    前者就是漢宣帝說的“王霸道雜之”，是帝王心術。

    後者就是皇帝腦子抽了，開始用感性思考問題了。

    曹倬現在接手的盤子並不輕鬆，但沒有到明朝那個黨爭的地步。

    明朝的黨爭從哪裡開始？實際上還真是從朱元璋大殺功臣開始的。

    若是功臣違法，你殺功臣全家也就算了。

    可動輒牽連數萬人，甚至為了清算胡惟庸直接屠了兩個縣，這種手段實在是太粗糙了。

    官場風氣，就是朱元璋自己帶壞的。

    但如果只是這樣，後來的皇帝稍微講點道理，倒也不是沒有辦法解決。

    壞就壞在嘉靖和萬曆這爺孫倆，徹底把黨爭推到了不可控的深淵。

    什麼文官集團，什麼東林黨，其實本質都是嘉靖和萬曆對官場一通胡搞的反噬。

    根源，還是皇帝本人。

    說句難聽的，論對官場風氣的敗壞，你哪怕直接讓軍隊或者逡滦l介入行政把不服的人都殺了，造成的負面影響都沒有嘉靖當謎語人和萬曆君主離線的危害大。

    整頓吏治，最忌諱的就是標準不明確，凡事都讓下面的人去猜。

    你鍋當然是甩出去了，但事兒也沒人幹了。

    所以曹倬始終覺得，論政治，後世的元明清都是不如宋朝的。

    北宋的政治風氣，在神宗下場之前，都維持在一個相對有底線的程度。

    元朝就不用說了，根本談不上政治風氣這個東西。因為蒙古人對政治根本不感興趣，完全下放給了地方官僚。

    至於明朝，朱元璋之所以這麼魔怔，或許也是為了吸取元朝的教訓。

    元以寬失天下，那麼明朝就反其道而行之。

    政失於寬，我大明則猛糾。

    至於大清...大清入關之後則是發現，臥槽大明這套體系可太棒了。

    誰說這明制爛的，這明制可太好了。

    所以大清不僅沒有進行糾偏，反而把明朝的制度全盤接受，甚至還打了補丁，發揚光大。

    不僅繼承了高壓、標準化的制度，還修復了宦官當政、文臣黨爭的bug，使官僚系統徹底成為了君主專制的工具。

    所以在曹倬看來，元明清在制度建設上，相比起宋朝，無疑都是失敗的。

    曹倬現在想要達成的效果，就是在不敗壞政治風氣的前提下，去糾正一些在以前被矯枉過正的東西。

    郭曦今年十四歲，距離他二十歲親政還有六年的時間。

    這六年，足夠曹倬操作了。

    而且曹倬也足夠年輕，他今年也才二十六歲，身體也沒有任何傷病。

    他有足夠的時間，去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實現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像郭永孝那樣一股腦全部倒出來。

    “陛下，臣彈劾王安石！”

    隨著諫官王宛站出來，重頭戲終於開始了。

    郭曦愣了愣，他用求助的眼神看向曹倬。

    然而曹倬此時直接閉上了眼睛，彷彿根本沒打算參與進來。

    其他三個託孤大臣反應也是一樣的，至於范仲淹，雖然名義上他是中書令，是首相，但此時也是半退休的狀態。

    這些人並不參與黨爭，他們只會在發現黨爭開始不可